那些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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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收紧的北京入学政策
李云不是在北京“漂”着的小商小贩或餐馆服务员，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算是白领。
2004年，李云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之后结婚、买房、买车、生子，一路过来，在孩子上学以前，她从没觉得自己和周围的北京籍同事有什么差别。“税和社保，我一分也没比别人少交过。”
直到开始为年满6岁的儿子操办入小学事宜，她才发现，多年来她以为的平等，在孩子身上变成了“从不存在”。
李云早早地就把孩子入学所需的“五证”准备好了，包括：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
没想到，到北京市义务教育服务平台填写入学信息时，出现了一项她没想到的证明：需提供在通州区的社保记录，且社会保险需要在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缴满12个月。“我在海淀上班，社保也是公司在海淀交的，怎么可能有在通州的社保记录呢。”
李云并不是唯一被骤然收紧的入学政策拦在小学门外的家长。
刘宁是北京一家电力公司的产品研发工程师，2003年，受所服务企业邀请，从保定到北京工作。工作11年后，去年他跳槽到办工地点在另一区的一家公司，但纳税、社保，“一个月也没断过”。
“许多人的压力可能在社保和纳税年限不够，我一直觉得在我身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连续交了十多年了，我们都不算流动人口，我们就是稳定地工作、生活在北京。”
但是，当孩子的入学政策出来后，他傻眼了——他竟然全不符合：第一个要求房产证，刘宁买的房子，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其次要求在学区所在地缴纳社保满3年；第三要求父母的暂住证在学区所在地登记连续三年。“这种条件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啊！”
刘宁跑遍了居住地周边的教育部门，还试图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立学校报名，无论是面谈，或电话咨询，回答都干脆直接：你的条件不符合政策要求。
这项史上最严厉的入学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底。
在当时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首次表态，要坚决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务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对外来人口的措辞一直是加强“服务管理”；2014年7月，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向媒体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
作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北京对小学入学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条件：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要求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什么是“其他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不只如此，2014年时，“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力一般由学校掌握，2015年时，这些“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已提交到了区教委。
经《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这些“相关材料”主要包括：父母双方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在职证明、父母双方所在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结婚证、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租房合同、房租完税证明、房租完税发票、居住房屋的水电费单据……
而对于李云和刘宁这样已在京工作超过十年的白领，最无法跨越的障碍是：入学儿童的监护人至少有一方在学校所在区就业，在本区缴纳社保，社保至少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
说到这里，李云提高了声调反问，“我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交了11年税和社保，就因为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不在一个区，孩子就没法上学了？能有多少人是在一个区工作和居住的？”
刘宁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算是有心为孩子上学换工作或搬家，但怎么折腾，时间也不够了啊！”
政策收紧的效果相当显著，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新招生数量为15万3千余人，相比2013年16万5000余人，下降了1.2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