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难以理解的“公民社会”

志愿服务最先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宗教团体的慈善服务，逐渐变成一种精神上的美德而被保留。大约15年前，它舶来中国，而汶川大地震如同催化剂让志愿者迅速成长——不仅数量上骤然增多，服务由原来的被组织性完全转变为主动参与。虽然他们看起来好似一盘散沙，但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一大标志。

“公民社会”——也称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启蒙时代个人主义的理念。尽管很多理论和说法各有不同，但它基本上都强调了一个独立于国家或旧的宗族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的存在。“公民与政府的良好的合作，政府与公民合作来管理这个社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这样评价公民社会的实质。

但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概念。“你说什么？”这是多数志愿者面对“公民社会”的第一反应。

“我只知道我的家人都还活着，我已经是很幸运了。”杨红说，“大家都是受难者，互相扶持吧，也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可能也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自发地汇聚这么多人的力量。平常，你哪儿见过中国人这么齐心去帮助别人？”来自贵州的退伍军人志愿者晓阳认为。

另一位叫林立的志愿者表示:他听说过“公民意识”，但并不在意——提炼概念是学者们的事情。

灾区需要哪些人？

突然勃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积极推进了救灾工作的展开，同时也让社会管理者们稍感措手不及。

地震后，不仅大量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志愿者涌向灾区，“那些熟悉地形的登山队、洞穴救援者、医护人员、救助人员对于救援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一些没经过任何准备、没有特殊技能的人也涌入灾区，既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什邡市委书记震后几天就表示，我们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

什邡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泥石流和塌方经常造成道路的中断，在通往红白等乡镇的道路就经常中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救援的重型机器几天以后才能运进去，救援压力非常大。很多志愿者听说了红白灾情严重，就驱车前往红白运送物资。

大多数的志愿者都没有归属于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任何社会组织，完全是个人行为。有的开着QQ车，拉着两三箱水就往山上开了。

大量的志愿者都往山上去，使得本来就不畅的交通更为艰难，16日、17日，拥堵情况非常严重，在某些路段，可以堵上半个小时。

“最后只能通过设路卡，有通行证才能经过的方式来控制这种情况。”当地指挥部的人说。

另一些满怀热情的人受到了冷落。晓阳从贵阳开了近10个小时的车，才赶到灾区。但所有人都在忙碌，没人安排他的工作。这个退伍老兵抱着两箱方便面站在什邡街头很长时间后，把纸箱狠狠砸在地上。

即使是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者，随着国家救援力量的到位，也逐渐发现自己的驻留似乎没有什么价值。

2007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姜晓磊，原以为自己的专业可以在灾区派上用场，特意向单位请假，坐飞机赶到成都，又组织一拨具有医学技能的人成立了小分队，自费为他们提供住宿。没几天他就发现，当地似乎并不缺乏医疗人员。他们也进不了灾区，只能原地待命。

5月21日，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认为在灾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下榻的酒店逐个敲开房门，告诉每一个志愿者:“灾区已经不再需要我们，我们的存在只能浪费灾区的资源，成为负担。”

到底灾区还需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不能说不需要，目前我们还缺少心理援助人员，希望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来对灾民进行心里救助。”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援培训中心于建玮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