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受灾民众安置区，儿童在节日为志愿者带上红领巾。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博导、医生、海外华人、律师、董事长、农民工、学生……他们都是志愿者。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仅仅是简单表示“不欢迎”，公民社会中“合作管理社会”的标准就难以达到

本刊记者/蒋明倬(发自成都)

从“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灾区究竟出现了多少志愿者，没有人可以统计清楚。仅仅有登记的志愿者就已达20余万；还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没有通过任何组织就直赴“前线”。

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务意识在灾难面前的空前高涨。而在灾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志愿意识逐渐觉醒，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如何引导这股新的力量？

“我们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们也是很惊讶。以前，还以为志愿者都是大学生。”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带领999救援队，赶赴绵竹实施医疗救助，在途中“捡”到3个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郸市的骨科医生，另外两个是从河南来的夫妇俩，也都是医生。他们跑到灾区出力，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碰到孙硕鹏就跟着来了。

都是40多岁的人，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空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到了灾区就是想能做点什么，“邯郸那个女医生，在单位请了假，也没敢跟自己丈夫说，丈夫胆子小，怕他担心，就偷偷地一个人来了。”孙硕鹏说。

孙硕鹏跟他们在一起呆了十几天，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起吃，一起睡，还可能住一个帐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们都是志愿者。”郭昊东，奥运场馆鸟巢的建设者，带着自己的施工队跑到成都来，“钱我也捐了，就还是想到四川来做点什么。”

在任何一个灾区现场指挥部的前面，都会停着一些私家车，车主在车前贴一张纸，写着“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帮政府往灾区运送物资。如果灾民要从救助点返家取东西，他们也会免费载着去。

还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见的。他们在指挥部留下电话，用人或者用车，随传随到。

在任何一个组织的物资捐赠点、物资发放点、灾民救济中心、政府的救灾指挥中心、红十字会的办公地点，甚至是去重灾区的途中、救援的现场……灾区的任何的一个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进入的地方，都会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有海外华人、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博士生导师、农民工、学生……”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波几乎遇到了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从中国各个地方赶来，还包括国外的。

一些受灾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地震发生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学生杨红。当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觉得找不到方向了，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想知道这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说。就这样，这个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红十字会帮忙统计、搬运物资。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断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当了这角色，用自己的农用车“摆渡”往来人群。

“这样的灾民很多，受灾后，没有了家，没有了工作。”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位人士说，“那是一种平安后报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