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科研机构的建制化演进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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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创新模型与二战后国立科研机构的快速发展
从19 世纪末到二战之前，德国相继在农业、地理、卫生等社会公益领域建立了 40—50 个专业化的国立科研机构，包括成立于1911年的马普学会的前身凯撒-威廉学会。同一时期，美国政府设立了对美国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军实验室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不过，总体上，美国政府更加注重通过《莫里尔法案》等手段，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战中，军事科技应用对于战争结果的影响带来了美国政府关于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观念的转变，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交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一报告中。这份报告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决策依据。布什报告的思想，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对熊彼特 1912 年提出的创新理论的关注，线性创新模型成为政府与科学之间建立契约关系的指导。由此，二战后在政府全面干预和计划管理的美国新政体制下，以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美国国立科研机构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充足的研究经费和各类人才的涌入，推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从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模式快速转变为综合性、多学科的大科学发展模式。一批拥有充足经费、大量专业人才和实验设备的具有研究基地性质的国家实验室开始形成。1945—1957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批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战后重建过程中，欧、亚主要国家也纷纷以美国国家实验室为范本，重建和发展本国的科研体系。法国先后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以及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等机构；德国成立了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以及德国反应堆控制站管理和运行事务工作委员会（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的前身）等。同一时期，亚洲主要国家以政府投入为主，快速建立起自己等国立科研机构。例如：新中国于 1949 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日本分别于 1956 年和 1966 年成立了国家金属材料技术研究所和国家无机材料研究所；韩国于 1966 年创设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