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科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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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工作开放改革的开启
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我国科技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拨乱反正，也是我国科技工作开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和起点。
早在 1972 年，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我国科技界就抓住我国外交工作转向的机遇，向欧美科技先进国家派出代表团访问，打开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大门。1976 年底，中科院还开始向西德派遣了个别留学生。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如果真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其结果，就只能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现代化？”[3]
全国科学大会结束不久，经党中央批准杨乐、张广厚于 1978 年 4月4日赴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成为“文革”后我国科学家首次以个人身份赴西方参加学术活动。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也迅速加大规模。在中科院 1978 年招收的 1 000 余名研究生中，130 余人在入学不久经过外语培训后出国留学。与此同时，科技系统和教育系统还选派了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赴欧美留学。这样就开启了 20 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使中国科技逐步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也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启动。1977 年 7月，中科院党组决定院属各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逐步扭转了反右运动之后全院长期存在的“外行领导内行”局面。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方毅、李昌等同志认真调研了全院各单位科技骨干的情况，逐步让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走上了各研究所的领导岗位。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家的作用，他们还积极谋划和推荐科学家出任院级领导。1978 年 3月，中央任命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和钱三强等人为中科院副院长。其中，周培源、童第周、严济慈、华罗庚和钱三强都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不久之后，钱三强还成为院党组成员。这是 1950 年任命吴有训担任副院长之后，28 年来中科院再次任命科学家副院长，意义重大。1978 年 6月郭沫若院长去世后，方毅同志向中央坚辞院长职务，虽经中央领导劝说就任了院长，但他和李昌坚持认为中科院必须实现由行政领导转变为科学专家学术领导为主的体制。在他们的领导下，中科院恢复了学部，选举了新的学部委员（院士），并于 1981 年建立了以优秀科学家为领导核心的新体制，推举化学家卢嘉锡出任院长，实现了中科院领导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主要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也逐步实现了由专家出任主要领导的转变。至此，我国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秩序基本完成，并实现了向新体制的过渡。
从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党中央一再明确提出“科技工作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到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为20世纪80年代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随着 1981 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发展方针，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而言之，全国科学大会为我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拨正了方向，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同时，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和开放改革，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和确立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开启了先路。(作者：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大会 人文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