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进新“拐点”未来改革取向
|
|
四、供给管理促进长期内生增长机制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最大教训是一味扩张需求不断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事实证明，强调供给侧管理，构建需求与供给双向调控是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目标。放松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高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以提高短期增长率；化解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的供给障碍以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率；衔接短期经济运行平稳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在稳增长、保就业的同时，化解制约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深层次制度因素。
首先，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为核心，认为减税应该是永久和全面性的。然而，实际情况使我国目前的减税不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结构性的。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巨大，全面的减税必然使我国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如果全面减少各个产业的税收，会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放慢。
其次，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增加有效供给。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认为，货物过剩是表面的，其深层次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新的需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关键是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一是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只能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来获取更多利润；二是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有效机制；三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推进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打破金融资源垄断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金融业必须整体布局，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有效规避风险，真正让金融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要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真正解决金融末梢循环不畅等问题；向非国有经济放开融资市场，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
第四，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四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由于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很难进入或者充分进入。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最后，供给端发力解决“产能过剩”。促进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待产能过剩不应“一压了之”，而要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此外，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当前，亚非拉美欧都面临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包括高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联动实现 “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同步升级。要将产能输出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升级版等重大战略，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雁阵模式”。（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
图 1 基础设施投资对制造业投资挤出
数据来源：Wind、统计局
图 2 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率状况
数据来源：Wind、统计局
图3 资本密集型和产能过剩型资产负债率更高
数据来源：Wind、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