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进新“拐点”未来改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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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速放缓背后正在经历艰难的结构“再平衡”
1、国际收支正经历结构性“再平衡”。过去五年，经常帐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较2012年下降0.5个百分点，为9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一季度，经常项目顺差为7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552亿美元大幅收窄，较去年第四季度也大幅收窄，预计今年整体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继续下降。
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既有主动调控的原因，更有被动调整的原因。近两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首先，美日欧经济复苏与中国出口出现“脱钩”迹象。201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各国经济相较于原有增长格局出现程度不同调整，美国制造业复苏带动实体经济复苏明显。2011－2012年制造业平均增速达到4.3%，已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平均增速达8%，远远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而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出现“脱钩”迹象。这一趋势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2013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这一趋势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续。
其次，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追赶态势进一步增强。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第三，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除了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
2、国内投资消费正经历结构性“再平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小幅下滑，同比名义增长17.6%，比上月降0.3个百分点，比去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延续2012年以来的趋势继续小幅回落，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比降至2.38，过去两年的平均值在2.55-2.69之间。代表融资需求的3月份社会融资总量同比下降18.82%，以及4月汇丰PMI初值升幅较低、仍处于收缩状态且处于历史同期低位，都显示投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表面上看在，投资率下滑与产能周期和杠杆周期相关。一方面，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负产出缺口显示去产能化比较缓慢，制约了新增投资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产能周期。一直以来，关于产能过剩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评价：其一，认为产能过剩是指实际生产能力小于最佳生产能力而形成的过剩。其二，产能过剩是指经济运行中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大于实际有效需求。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当前，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在机械、造船、地产、建材、基础化工、钢铁等行业负债率最高，并且这些强周期行业对资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较大，利息支出负担最为显著。而如果考虑到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较低这一因素（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我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可能已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也对投资形成拖累。
如果更深层次分析，投资率下滑与资本形成率下降有直接关系。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 1996-2012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特别是随着实际融资利率，以及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高投资率已经难以维继。
一季度消费同比增长14.5%，相对去年增长13.1%，显示消费动力依然较强，这背后显示了结构性变化的信号。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五年持续下降。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实际增长9.3%。201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基本上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小水平，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进入投资-消费再平衡的发展阶段。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过去35年平均GDP的增长率是9.8%。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61%的贡献率。资本积累与人口，特别是人口结构有关。
由此可见，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以人为进行调整，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不是一味地降低投资率，而是如何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和资本形成效率。
3、“去杠杆”导致结构艰难再平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去杠杆”。事实上，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去杠杆化”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着居高不下的债务重负，发达国家不得不启动“去杠杆化”，但除了美国和德国之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出现了“越降杠杆越高”的局面。
从美国的情况看，美国在次贷危机前经历了长期的信贷快速增长，其债务水平以远高于GDP 名义增速的速度增长。至2008 年次贷危机前夕，其债务已占到GDP的370%左右。一是在资金需求端，由政府发行国债将杠杆由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政府充当资金的主要需求方；二是在资金供给端，由货币当局发行货币购买国债，货币当局充当资金的主要供给方，但归根结底是得益于美元的霸权和全球中的特殊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直到现在的宏观经济状况，更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导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而另一方面，由于间接融资为主，债务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
从当前形势看，中国不存在整体偿债风险，但存在流动性风险，也就是政府收入流与债务还本付息之间的结构以及期限的不匹配，债务投向过多地向低效率投资倾斜，且过多地挤占有限的资源、资金，导致挤出效应迅速扩大，也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商业回报。考虑到2014、2015年偿债压力大，以目前的存量余额计，两年到期需偿还金额分别达到6.6万亿、5.2万亿，尽管2013年土地出让金已超过4万亿，但只占到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1/5，远不够支付利息，这势必给整体流动性和信用体系带来挑战。
综合以上分析，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都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短期内，由于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抑制总需求，因此，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依旧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