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进新“拐点”未来改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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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新结构、新模式
——供给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改革取向
中国发展门户网6月12日讯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新的重大挑战。中国需要以“降低结构失衡，提高要素效率”为核心目标，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优化中长期供给能力，真正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走向新的增长模式。
一、金融危机以来两轮宏观经济下行 “大不同”
2014年宏观经济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年至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1年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那么，中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所致？这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经济增长已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要真正认识中国经济需要全面、客观、辩证地去考察。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通道，“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是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笔者认为，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面临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经济增长逐季下台阶，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1年一季度开始连续12个季度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进入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1997-2001年为第一个 “调整型增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七上八下”的新阶段。
二是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 “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2013年中国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3.8%，首次下降。未来中国少子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传统数量上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越来越少。
三是宏观债务金融杠杆风险不断累积，进入前期政策消化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并导致了杠杆率的大幅上升。一般而言，衡量一国杠杆率的风险用负债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评价指标，并将总杠杆率分解为政府部门、非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等4个部门的杠杆率。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水平远低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平均350%的杠杆率，但鉴于金融危机之后财政货币扩张引发金融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上升，因此风险仍不容忽视。
（1）信贷扩张加速。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个百分点。（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最快。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根据标普数据，截至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预计，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为突出。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2014、2015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增长更快，而财政收入增幅则难以大幅提升，届时地方政府以及融资平台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控风险”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