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眼皮底下的秘密工作

回到贵阳两三个月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盯上了肖良汉家。其父肖文灿教授曾收到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然而肖教授临危不惧，照常支持革命工作。有一年暑假，国民党特务又窜入肖文灿家进行搜查。幸亏肖良汉早有准备，把所有进步书籍和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的记录都藏入了墙壁的夹缝或混入书库之中，才没有被特务抓到把柄。

1949年11月初，贵阳的地下党员从国民党第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处获悉，杨已将他的两个老婆送离贵阳，准备逃跑。11月9日，郑亚宇又从其父处得到了国民党党政头目逃离贵阳的确切情报。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在贵阳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解放指日可待。

接下来，他们将平时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记录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解放军宣言》等抄写成文告，或摘写成标语，或撰写为传单，署上“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称，趁夜深人静之际贴在贵阳市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

当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携党、政、军要员逃离，而解放军还在进军贵阳的途中时，肖良汉、郑亚宇等人商议，认为解放军虽未抵达，但正在向贵阳挺进，城市即将属于人民。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安定人心、鼓舞斗志，他们决定命城工部人员王永武去广播电台，找电台与他熟悉的朋友，伺机广播贵阳解放的消息。

王永武奉命办到了。听到广播后，市民们认为贵阳业已解放，又见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在大力维持治安，因而甚为安心，一些原已离城的回来了，准备逃离的不逃了；想趁机捣乱的，也有所收敛了。

不仅如此，解放前夕肖良汉还利用家庭关系在贵阳市上层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做统战工作，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也因此与肖良汉结识。

国民党最后的疯狂

在贵阳处于暂时无组织机构管理的“真空”状态下，土匪肆虐，强盗盛行，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贵阳市各高校、电厂、广播电台、电信局、邮政部门等都面临破坏，市民的生命财产更是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城市，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肖良汉和郑亚宇也积极参与到了保护贵阳的斗争中。当时，他们致信思想比较进步的国民党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彭年等，要求建立维护贵阳治安的机构。肖文灿给予他们支持，认为曾任贵州省主席、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比较适合出任“治安会”的领导人，并通过其妻王傑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了解到卢府的情况，后亲自拜访卢焘，请卢焘出面主持“治安会”。

11月11日，贵阳市地下党联合地方上一些在民众中、在工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经过不懈努力，“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终于成立。卢焘出任主任委员，开始组织人力保护贵阳。

现已83岁高龄的贵州籍著名书法家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当年就是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参与者之一。据冯济泉先生后来回忆，临时治安委员会收缴了一些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但那些枪大多破损严重。在向参与临时治安委员会的民众发放枪支时，由于走火，其父冯程南左胸被子弹打伤，幸亏上衣口袋里一个铝质的名片盒挡了一下，才使他幸免于难。 “为了便于识别，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左臂佩戴了一个袖章。他们在贵阳市沿街的每户人家门前都安了一盏电灯，便于市民夜间出行和晚上组织巡查。”冯济泉说，“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桥梁、工厂等设施。”

11月14日上午8时左右，国民党军89军刘博隆部的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从三桥开到小宅吉“半日山庄”门前。几位军人从山庄里拥出一位手持拐杖的老人，军人一边说着“刘军长请你开会”，一边把老人推上车，不等他坐稳，吉普车便绝尘而去。汽车开到二桥转弯塘时，忽然停下，那几位军人又连声嚷道：“车抛锚了，快下！快下！”边说边将老人拉出车外，一位绕到他身后的军人竟拔出枪来，并向老人连放数枪。

这位不幸被害的老人，就是贵阳知名人士卢焘，这年他57岁。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7军先遣部队还在龙里。国民党军的这一举动，震惊也震怒了贵阳城。十几个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进驻贵阳。贵阳市宣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