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帽子”活跃在街头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他们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时年20岁的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招进了义勇消防队。谢善宝说，15日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值班的同事一宿没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厂、护店”。晚上还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说，自己当天晚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国民党以后回来反攻。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一队解放军急行军到了江汉路，他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保护工厂、轮渡、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管理极其严格。以前曾经有一名地下党打入，不久即被开除。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陆天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争取了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连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暗地里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撤退逃跑时，李书林还跟踪了撤向长沙的军队，探明了被搬走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他们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了生产。

陆天虹手下还有个叫刘业成的城工人员，通过老乡的关系接触到程德骥、李冠军等几个汉口王家墩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该机场是白崇禧的空军前线阵地，岗哨密布，刘业成在程、李的掩护下，借穿了空军的制服，进入机场位于唐家港的宿舍，向一群空军飞行员宣传，鼓励他们在保卫武汉的斗争中做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等待解放军接管。“当时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上级命令轰炸，要尽量把炸弹往空地上扔。”

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的关系人童治周又利用北方老乡关系，策反了工兵连长李树柏起义。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

还有当时位于宗关的汉口自来水厂、武汉市电信局、电厂等都是国民党要炸毁的目标。而陆天虹他们采用的对策是，组织工商界头面人物前去谈判，请求他们体恤民情等等，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部队大多抱着敲诈钱财的目的，所以塞一点钱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