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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独白”为求减刑
贪官为求从轻处罚，才写下“悔过书”。不过有律师表示，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不可能减轻处罚。
尽管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大多显得大同小异，但是，仍有不少官员在文风和内容等方面显示出一些差异，这往往既是官员不同个性的体现，又往往具有针对性很强的策略性。
重庆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其悔过书中就写道，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他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早报记者注意到，在各种贪官受贿的庭审中，这种“悔过”的论调常常会出现，这其实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即以“悔过”为名，实则进行“辩解”。
除了自我辩护，甚至还有官员在“悔过书”中进行自我表扬。今年5月，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重庆市忠县原副县长王开健受贿案。在法庭上，王开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声泪俱下进行了“忏悔”。他先是着重强调了自己是个“好官”，30年从政经历中“前20年”能廉洁从政。然后，才话锋一转，称自己妻子长期患病，治疗花了不少钱，且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家庭对钱的需求的增长，他开始“碍于情面”收下了一些“朋友”送来的钱。因为，他认为“收红包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拒绝是对朋友的不信任”；“只要不是自己索要或暗示，不是事前讲条件请托，而是别人事后真诚的感谢，就不是权钱交易，作为朋友间的交往，收下不是问题。”
而装傻、装糊涂的贪官也有不少。曾任安徽省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来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尚军在其“忏悔书”的开场白中就说：“几个月来，在检察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这让外界啼笑皆非。有网民就质疑说，作为担任中级法院院长的官员，居然认识不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危害性”，这岂不是笑话？而在其总结犯罪的原因时，她列举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平时放松了政治学习”，这让她曾经的下属颇为不满：尚军落马前“逢会必作报告，逢会必讲政治”，所谓“放松政治学习”不过是个借口。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认为，贪官在案发后，面临坐牢甚至死刑的处境，为了求得从轻处罚，才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表明自己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其实是贪官惯用的伎俩，是为了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
不过，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孔维钊律师表示，从现实司法实践上看，写“悔过书”的贪官，绝大多数都达不到其“减轻处罚”的初衷。他说，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节的话，法院才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顶多与“认罪态度良好”沾点边，法院是不会根据这一点对一个被告人减轻处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