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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样文章”曝体制之弊
由于法律、政策往往落后于实践，因此“政策界限模糊”也是很多官员后来在法庭上自我辩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些“官样文章”中存在着诸多的共性之处，而这也折射出我们现有政策上的一些积弊与不足。早报记者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总结的问题主要包括：畸形的政商关系、长期失效的外部监督、模糊的规则与法律边界等。
具体而言，基本上是每个落马官员在分析其为何走上贪腐路时，都会把“与他人比较、经济落差大、心理失衡”等因素作为其“动心”的主要原因。譬如，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受贿704万元、649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就曾自我剖析说：“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于是，“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口”，就会一泻千里——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元，“我都来者不拒，且收得心安理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抑或是其他落马的贪腐官员，对商人（企业家）的“羡慕妒忌恨”仅仅是人生大逆转的起点，随后，他们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商业化运作”，通过权钱交易来为自己谋得私利。而一些原本并无官方背景、处于竞争弱势的民营企业也正是靠着向个别官员“进贡”谋得了竞争优势或垄断资源。
另一个被贪官用来自我辩护的借口是，无人对其进行外部的监督。曾任四川省彭州市委书记、成都市司法局局长的陈家荣（受贿人民币381万元、美元2万元）在其忏悔书中称，最初刚到彭州做市委书记时，他尚能克制自己，在普通招待所一住就是一年多，即便春节时，别人来拜年送礼，他一律拒收。但后来，因身边无人敢监督、敢提醒，他开始“为人办事，为己捞钱”。“监督，在我这个市委书记面前只是一句空话。”他说，“久而久之，那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美好感觉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渐渐地，自己那点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之心被得意忘形淹没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身处要职，即便有人举报或者组织前来调查，贪官多也能轻松应对、“水来土掩”。在多个官员的“忏悔书”中，他们披露了自己的心迹：因为受贿多是在隐蔽场合下的“一对一”进行的，而行贿者多要靠受贿官员的权力而行事，因此，这就造成了受贿行为难以被发现、被查处的情况。许迈永就说：“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结果，大多贪官会发现，行贿者的“不对外人道”的“承诺”往往靠不住，关键的时候还是会出卖“官员朋友”。
在忏悔书中，许迈永曾用“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一语带过自己屡屡犯错的原因。早报记者发现，由于法律、政策往往落后于实践，因此“政策界限模糊”也是很多官员后来在法庭上自我辩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为例，他的受贿款并非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是委托行贿人成立一个公司，再让他的儿子与行贿人达成委托协议，让其子拥有财物管理权，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而姜人杰本人则规避了公司的所有权。这种做法与行为，很明显，从情理上应当认定为受贿，但是在当时的法律条文中并无相关规定。正是靠着“钻政策（法律）空子”等做法，近年来，贪官“发明”、衍生出形式多样、花样繁多的“新型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