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从2006年开始，我国出口中暗含的铁矿石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新增加的铁矿石进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最终需求，我们可以大幅度减少铁矿石的进口。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是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边际增量需求，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如果要减少这部分来自中国的中间需求，就是意味着我国企业减少出口相应的钢铁和含钢铁的产品如机电和家电产品等。这样，国际买家不从中国进口，会转向其他国家进口。我们抑制需求的结果是主动让出国际市场，给国际竞争对手更大空间，而国际市场的原材料能源需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价格上涨的压力也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钢铁如此，能源也如此。中国进口的石油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产品的消耗。这部分的需求最终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的消耗。当然不能记在我们头上！

至于中国国内的最终需求，一方面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看，适当的对策应该是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这是需要投入和投资的，需要降低企业的负担，需要营造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机制、政策和环境；另一方面从生活消耗来看，不能责怪中国老百姓生活消耗太高，我们的生活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得可怜的，只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措施应当是从税收甚至直接的财政支出方面帮助企业更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少投入和投资。

综上所述，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国际市场的现象，是由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的。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既有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国际经济增长的固有需求，比如原材料能源；也有一些国家有意制造的需求，比如拿粮食造乙醇。中国凭一国的努力，控制国内的需求对于减少国际市场整体需求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将目前的通胀误诊为国内需求拉动，采取严厉的控制需求的反通胀政策，不但不可能遏制世界性的通胀，而且极有可能损害我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我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国际竞争力，损害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我认为，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这些价格的上涨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迫使他们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应对目前通胀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量消化输入性的成本膨胀，在此基础上，实在需要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化解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该涨的也得涨；另一方面，要真正关注民生，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以及农民工的补贴力度，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发生；落实支持三农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三、综合考虑政策措施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民利益的体现。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推出时机应当综合考虑和认真权衡。

当前通胀成本推动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强化。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应当提高，劳动应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说劳动者应当得到他该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大一些，但是，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循序渐进，并以此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搞的是“一刀切”，在使东部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时，不仅没有促使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是把企业逼到了国外。另外一类的成本上升对于企业状况和通胀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加了，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的税负实际上重了很多。我们说，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可能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目前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大大提高的时候，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个时机，给企业缓一缓的机会呢？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还有政府，甚至可以说在政府拥有如此大量的国有资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快的时候，更主要的责任应该在政府。不能把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企业，最近的一些社会政策和环保政策所要求的财务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我们需要认真权衡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