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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十年。这十年，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年，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与世界分享，实现共赢的十年年，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中重新定位，由参与到引领的十年年。这十年中国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市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
事实上， 加入世贸后，中国国家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有了飞速变化，也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渐进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始终不停地改变着中国的发展脉络和轨迹。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累积，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工业化阶段，需要中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阶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资源，因此“两个转变”推动中国迈向对外投资大国。
（一）“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
中国对外投资提速，既有对外产业布局的考量，亦有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而从更深层次上看，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
一是“双缺口”已经变成“双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国际投资政策是以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要特征的。限制对外投资与鼓励吸引外资具有相同的逻辑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而限制对外投资可以同时防止这两个缺口扩大。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的局面。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鼓励吸引外资和限制对外投资的逻辑均已经不存在了。
二是进入对外投资的历史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IMF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382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我们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的环节不断扩展。中国市场日益庞大，并正在成为我国规模经济型产业的优势来源。我们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母国之一。
事实上，“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一国向成熟型国家发展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以日本的发展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外贸易创造了经济腾飞之后，日本就逐步加快了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鉴于对外投资对继续实现经常收支的巨额盈余越来越重要，日本内阁经济财政咨询会议2005年4月通过了《21世纪展望》，首次提出 “投资立国”理念，强调日本要充分运用特有的经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展全球性的投资活动，真正走向“投资立国”。截至2009年，日本已经连续19年成为全球海外净资产最高的国家，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表中，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盈余就超过了贸易盈余，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的转变。日本已经从一个“未成熟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走出了第一步。帮助日本腾飞的那一代日本人已经带动日本全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但逐步增加的投资盈余将继续保持这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削弱“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如今也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挑战，例如“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或将何时出现以及“人口红利”何时消失。尽快推进中国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不仅将使中国从全球生产中心上积累的竞争力延伸至全价值链生产中，也将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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