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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顶层设计”，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是在“十二五”时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也将“多头并举、协调推进”；二是抓住战略机遇期，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顶层设计”；三是顶层设计意味着将对中国利益结构做出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从“国富”走向“民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触动根基才能有所改变。
自古“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才能“纲举目张”。“顶层设计”不是一个新名词，它是系统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就是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系统建设的各方面、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和谐各种关系，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路径，并适时调整，规避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提高效益降低成本。
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再到2008年的7.3%。2009年全球GDP总量为57.937亿美元，中国GDP为34.05万亿元，如折算成美元平均汇率，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8.6%左右，2010年中国接近40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越来越多，通胀问题、高房价问题、环境治理问题……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源头上化解积弊，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首先，全方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建设首先发力，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成为经济攻坚的瓶颈。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而文化体制改革民主体制改革也出现了短板效应，不利于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因此，多领域改革必须通过“顶层设计”，齐头并进。
其次，强国崛起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金融大国。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间的背离也越来越严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而言，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中国工业与金融经济发展失衡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一系列问题，全球“东升西降、南热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资产膨胀和人民币过快升值的风险。中国以怎样的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来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保护好人民币资产等等问题确实是最为严峻的政策考验。因此，中国应以解决内外经济失衡为着眼点，在货币政策、汇率制度、“资本池”政策、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对策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施“工业立国与金融立国并重”的长期战略，做出整体谋划。
此外，经济危机催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萌发，也是中国借机步入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但必须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国家战略与区域规划”、“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等等的关系，因此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协调发展。
再次，根本化解深层次矛盾需要“顶层设计”。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核心。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由于这会触及中国原有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这也是国家为何提出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财富的分配都是一次重大革命，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改革更是触及重重积弊，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系统工程。要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不仅要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贫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趋向，要 “增减并举，激励得当”，凡此种种都需借助“顶层设计”的力量自上而下的进行。
最后，体制攻坚阶段需要“顶层设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是一场重大的改革，为了实现“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的进程，努力构建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和利益轨道，特别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扩大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准入，所有体制性变革都需要“统筹协调、多头并进”。（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