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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们会为用“来”还是“去”争得不亦乐乎
邓康延：那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大的文化学者们，他们都非常重视小学教育，像蔡元培、胡适这样的人都来参与制定这个国文教科书。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地考量，一方面怎么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比如有一篇课文，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现在想要编出优秀的教材，一个是看你够不够重视编选者的素质，能聘一流的人去做这些文章；另一个还要看你是不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孩子们的心态，现在的孩子喜欢的渴望的究竟是什么；毕竟现在的孩子面对电脑、电视、手机等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些常识、信仰恒久不变，更应该研究孩子们的心理，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新的物质世界交汇起来。
叶圣陶他们当年是把这个当成事业来做，不是作秀
马相武：请“大家”去编书，形式上这么做一点都不困难，难的是“大家”能不能真正为书作出贡献，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书的操作？我觉得要做到他们当年那个地步很难。
那个时代叶圣陶他们是把这个当成事业来做的，真的是全身心投入，不是作秀，不是一个完全的商业行为；而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挂名”，利用“大家”的名声，目的是为了引起家长老师的关注。现在“大家”参与进来能不能产生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教材，我表示怀疑。
再一个，不仅要看是不是大家，还要看他们的教学理念是不是先进。比如叶圣陶，他不仅仅是大家，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那个时代，中西文化教育在开放的氛围中互相冲撞，吸收交流，没有一道很明显的界沟，所以能产生这样一种教材。
不过，从教科书到教辅书，从旧教材中获得某些启发、得到某些思路，沿着这种方向做一些改良，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