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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魏杰
哈继铭
张曙光
从中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一个是劳动力供需形式变化,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其次,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十二五”的储蓄率可能也会发生调整,进而导致投资率调整。今后维系经济较高的增长就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这取决于技术创新。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让农民工市民化以缓解“民工荒”
樊纲称,从官方统计看,中国按理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但是却出现了。这一悖论反应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入城化过程。转移出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城市,这是民工荒悖论后面的重要问题。按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来算,我国的工业化率是70%;按照居住人口来算,城市化率才有48%。
樊纲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部分缓解“民工荒”问题。怎么做才能让农民在城市待下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在我国没有出现高能力、高质量生产要素禀赋的情况下,能比较长时间保持劳动力优势这一低能力禀赋,以此来维持一个长期的竞争优势,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十二五”调结构应从调整财政收支入手
魏杰表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失衡引起的,“十二五”期间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重点调整国家财政收支结构。
魏杰认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调整不会太大,它对结构调整的贡献不会太大。重点还是要调整国家财政。第一是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下降,目前中国的税率过高。第二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我国财政在医疗、教育、保障上支出不足。
在魏杰看来“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涉及三个层次,一个是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出口和投资占的比例偏高,导致结构失衡。第二个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失衡,这个表现为居民收入过低。第三个是产业结构失衡。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经济增速将明显下台阶
哈继铭说,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和过去5-20年相比将明显下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很简单,主要是受制于资源约束,包括劳动力供给不像过去这么充裕。如果劳动力的市场报酬明显提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明显下降。
美国也是这样。其实美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到来,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3%以上就已经是很快了。
哈继铭表示,如果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中国经济未来就应该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政府应该让利于民
张曙光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就应该让利于民。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不是技术选择、投资选择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的问题。
张曙光称,不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十二五”经济结构转型很难成功。1994年之前,政府的收入在下降,国有企业在退出,民营企业在发展,是一个政府让利于民的局面。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张曙光说,中央有钱,地方要办事却没有钱,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个地方都要大干快上,经济转型也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