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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谈"十二五"开好局需关注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十二五 人口红利 流动性过剩 民工荒 央行票据 未富先老
吴敬琏
刘伟
蔡昉
王一鸣
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日举行2011年年会，众多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为如何让“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言献策。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十多位与会专家踊跃发言。会议围绕“十二五”开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开局之年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
吴敬琏说，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要开好局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两个，一个是主线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另外一个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推进改革。然而，中国在“九五”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进展并不大。结果到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附近。
吴敬琏说，需要做好三件事来保证开局之年能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这里讲的比较宽松的环境，不是说货币的宽松，而是资源的宽松。“十二五”时期不要因为追求大规模的投资或者过于追求G D P增长速度使得资源和环境太紧张。
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保证一致性“比如货币政策，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决策中心或者指挥中心来保证政策稳定，因为看起来措施挺乱的。”吴敬琏说，现在政府打击投资购房，于是民众手中的货币就必然流向消费领域，导致物价上涨。可是政府又同时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类似这样的事情，还需要各种政策互相协调。
第二件事，“十二五”的投资计划需要调整。“十二五”各地方各行业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大，比如说铁路建设计划投资3.5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投资规模也非常大，包括L E D、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等等。这种投资计划需要重新做审核，否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件事，“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体制改革。他认为，目前的“十二五”规划大多都是讨论具体问题，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其实是明确通过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需要政府有“顶层设计”。
吴敬琏说，目前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强力政府控制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是在政府驾驭下的。那么，要想在“十二五”期间让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政府就得加紧着手规划或者是设计。有了“顶层设计”才能规划具体项目，设计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改革。当前社会利益已经固化，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就转型，可能会有消极后果。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刘伟说，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所以短期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高。
刘伟表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看到两方面的特殊性：一个是和国际社会相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不足，换言之就是流动性不足或者银根紧张。因为在欧美国家，危机首先是金融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往往要求货币当局放松银根。然而中国与它们有很大差别，中国货币市场失衡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供给过大，需求相对供给来说长期不足。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内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国家表现为金融链条断裂，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缺钱，对货币有强力的需求。但是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输入性，它首先影响实体经济。出口企业没有订单，于是就不需要货币。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墙，所以资金链非常稳定，资金充裕，货币供给充足。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充裕。
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差，大企业没有新产品，无法向新投资领域发展，有钱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制度创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资市场，有需要也拿不到钱。最终就是中国大小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其次，中国的货币往往和财政绑在一起，信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施。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土地财政等等，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信贷发放量进一步增大。
另外，中国还面临外汇占款问题，去年的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总量。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个特殊性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情况不同，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
要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长期看当然要靠创新，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的真实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实施刺激政策增大货币的供给。在短期就货币政策讲，首要目标是防止资产价格过高。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多用数量工具，这比运用价格工具更有效。数量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贴现等，但是不太主张过多地去控制信贷规模。
另外，扩大内需很重要。这次检讨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过多地强调了货币政策刺激产生的需求效应，而且忽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对供给的改善。中国度过前段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十二五”期间宏观政策应该在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多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未富先老”可能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可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说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到来。而且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是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无法用政策来调控。如果生产力没有显著提升，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他指出，中国除了经济水平在赶超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赶超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均G D 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人比重)程度也在赶超，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世界平均水平是7.5%，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蔡昉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供给新增量为零。设定16岁至64岁为劳动年龄，他分析称，整个“十二五”，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先老”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还是农业雇工，其工资均加速上涨。
另外，中国长期以来缺技术熟练工人，但是今天的情况是由于劳动力供应不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快速增长，出现了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于是对农民子弟来说，出现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原来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同时“未富”意味着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比较优势真空。
蔡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策调控就可以改变这一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生产力提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不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他认为，内需和目前生产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相适应，不至于使产业结构调整过于剧烈，可以避免比较优势真空状态出现。
其次，实现产业转移。尽管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仍然低廉，实现产业转移可以延长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蔡昉分析称，中国目前的生产率提高，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而不是微观的基础效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
王一鸣表示“十二五”的特殊性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要正确认识这一阶段的经济变动。
他说，从短期调控来看“十二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一方面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还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就会使通胀压力增大，结构调整的目标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