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八成农民认为税费不重

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本次调查中，多达54.6 ％的村民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

种粮收入，一直以来是农村家庭的最重要经济来源。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加剧和城镇化的加剧，状况已经转变。

在所有的被访者中，19.5％将“外出打工”排在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第一位，此外，还有13.6％的人选择了“自营或合营的工业企业”，两者相加约占1／3。这显示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开始多样化。

调查还显示，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在各地执行得都比较得力，81.9％的农民赞成“现在农民每年上缴的税、费不算重”这一说法。但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明升暗降”的情况相当突出。

●土地：近60％农民种地

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调查的所有925个有效样本中，现在还在“耕种土地”的仅有534户，占所有被访者的57.7％，也就说，有超过40％的农民现在已不再种地。

从被调查的20个行政村的具体情况来看，共有504个被访者详细回答了家庭承包土地的田亩数，最多的承包土地 80亩，最少的则全家共承包土地0.6亩。人均平耕地量仅为1.65亩，这个数字比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字还要低0.21 亩。

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目前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观察人士指出，这正是各地方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调查和访谈证实了这一判断，在绝大部分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种粮，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合作医疗：最受欢迎的新政

调查表明，比起前几年，农民因病致贫的情况有所改观。但高昂的医疗费用，还是一座大山。

2003年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政策，被调查的20个村，已有超过7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成为近年来最受农民欢迎的乡村新政之一。

山东邹平县实行合作医疗试点近3年来，全县61万农业人口中已有50.1万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了82％。在记者进行调查的魏桥镇楼子张村，参合率则达到了100％。

“两次住院，共花去了近4万元，因为参加了合作医疗，我获得了7000多元医疗补助，”楼子张村村民张振行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笔补助，全家就要多干大半年才能挣得回来。”

同样在楼子张村，8年前，村民仇玉荣患胃癌的丈夫，因没有7000元手术费，放弃治疗而身亡。

但访谈报告也显示，农民普遍反映

医院的花费太高，报销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限制过多，政策变化也太频繁，农民感到无所适从，在少数地区，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村民自治：符合程序的选举占56.7％

在20个村庄中，我们在乡村的政治生态中，既看到了积极因素，也看到了令人忧虑的顽症。

目前我国乡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村落，这一制度的实施程度及其效果皆难如人意。

在“村干部怎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序的选举仅占56.7％，仅仅略超半数。这表明，尽管基层在形式上已普遍实行了“海选”式选举，但选举程序的执行仍不够规范，上级的干预因素相当明显。

研究还表明，农民对选举不够积极，对“海选”的作用存疑。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接受调查的20个村庄中，相当一部分村的村干部并非通过合法选举而产生。在某些村，群众评议倒数第一的村支书，常常在党内选举中高票当选。久而久之，村民们对海选的实际价值产生了怀疑，也弱化了参政议政的愿望。

如何面对村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选择愿意向乡政府反映的为18.2％，选择向更上一级政府反映的则只有6.2％，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村民在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动力差、办法少、疑惑多”的特点。

有人说基层选举是中国民主的试验田。但对中国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其实很简单：能否从乡村政治中获益，村干部是否办实事。

●法治：遇到纠纷只有1％的人选择用法律武器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于建嵘研究员认为，要保证农民的利益，关键是必须法制化。

但在我们调查的村落中，几乎所有的乡村在法治建设上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

村民法律意识不高、怯于依法维权；社会治安混乱；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掌握村庄政治……种种不和谐现象，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调查结果显示，在遇到纠纷时，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诉，而有多达 49.7％的人认为找村干部调解是更好的方法。

在面对“有人拖欠你金额较大的借款，且屡催不还”的问题时，回答“找法院出面催款”或者“向法院提出起诉”的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有效百分比的11.1％和13％。

在访谈中，农民们普遍表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他们认为，除了“没面子”，更主要的是无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里的路费、起诉费等一大笔费用，农民们即使打赢了官司，其收益也极低，甚至可能是负数。

按农民的话说：“打不起”。

农民们缺少法律意识吗？或许关键的问题在于：让村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环境：一半村庄无公厕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查显示，有25.7％的被访者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人管，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正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这是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又一重大原因。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玉林教授认为：在面对“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时，防止污染的转移和加强环境的治理，应成为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将使得“三农”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教育：40％家庭认为教育是经济压力最主要来源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已经为中西部地区“两免一补”提供资金72亿元。

在此次进行的调查中，数据显示，在农民对于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测评中，有40％的农民仍将孩子的教育作为家庭经济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在义务教育阶段，有8.5％的适龄儿童失学、辍学，其中，接近一半的学生是因为“缴不起学费” 而失学。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村，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和相对较低的乡村，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子女教育”是农民最沉重的教育负担。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培养一个高中生的花费，可能需要花掉一个农村家庭10年以上的纯收入，足以让一个家庭跌入贫困。

●文化：电视成最主要娱乐方式

以电子传媒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已经彻底普及到中国乡村。当我们问及村民最常选择的娱乐活动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最多的选项是“看电视”，其次是“打扑克”和“体育活动”，分别占总数的15％和11.1％。

调查数据显示，88.9％的人经常看电视，87.8％的人认为“看电视”是现在村民们了解国家政策的最主要途径。电视给村民们带来的不只是画面，更是一场新的、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启蒙运动”。

但传播学者、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对农民来说，接触电视，与能够吸收电视文化资源并不直接对称，考虑到媒介议程设置对农村题材的极端忽视，这种不对称就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乡村传统的文化活动正在衰落。57.4％的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村已经没有了庙会、社戏。

●发展模式：明星村不可复制

此次调查中，我们选择了华西村、大邱庄、小岗村、南泥湾等10个 “明星村”，以及与其自然条件相类似的10 个普通对照村落。

在明星村村民看来，最需要得到改善的依次是收入(47％)、环境(33.3％)和教育(30.3％)，而在非明星村村民看来，前三项选择则是收入(62.1％)、教育(42.7％)和医疗(40.4％)。

另外，在对待村政的态度方面也有很大差异，33.6％的非明星村村民认为应该要改善村政，而在明星村中，这个比例降为24.3％。

对村落社会史的调查还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资源优势，绝大多数是非明星村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些明星村的发展道路，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复制的。

谈及明星村经验时，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吴协恩曾说：“华西村只有一个”；来自农民的原生调查也表明，村庄千差万别，通往新农村之路，也理应各不相同。

在调查中，有一个细节给调查者印象至深——在问卷的末尾，20个村庄的近千名被调查农民中，有824位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我相信农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