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在过了一段不是太长的“好日子”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种种成果或“改革红利”就与农民无缘了。及至21世纪，农民不仅不能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反而还不得不为新的改革而额外净付出。结果，昔日支撑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强健、最坚韧的脊梁，于今却几乎只剩下一副最虚弱、最瘠薄的躯壳，所谓“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社会正义问题空前突出。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从2004年到2006年连续看到三个“一号文件”，看到国务院对农民工的关注，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勃兴。这是一个信号：“共同富裕”的思想终于又回到了宏观的“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中。

然而，沉重的历史、严峻的现实昭示着人们，欲弥合当下中国社会已经产生的“阶层”裂痕和城乡裂痕、社会裂痕，就必须把“共同富裕”纳入具体的可预期的也即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只有让“共同富裕”制度化，切实减少农民，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亦关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百年强国梦的实现。否则，“共同富裕”就会局限在技术层面乃至停留于道义层面或人格层面而流于形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1949年迄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英明抉择，也有不少不甚英明的抉择，还有少数很不英明但却具有“重大、深远历史影响”的抉择；而在所有很不英明的抉择中，最不英明的抉择当属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失当失措——人口，农村最多；文盲，农村最多；穷人，农村最多。近些年来，由贫困人口和低收入阶层构成的“弱势群体”有扩大的趋势。从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出发，讲“关注弱势群体”，首要的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人数虽多，但自主能力和组织程度却最低，他们的权利、利益，往往系统地、持续地遭到侵犯和损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对农民权利和利益的这种系统地、持续地侵犯和损害，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从我国GDP构成与就业构成的对比看，农业的GDP占比不足20％，非农产业占比80％以上，但农业的就业占比却高达50％（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在70％以上）。若全国劳动力以9亿计，则至少有4.5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撇开耕作技术和农业结构不谈，我国目前耕地最多容纳2亿劳动力，也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2.5亿左右。若全国劳动力以7亿计，则至少有3.5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仍以我国目前的耕地最多容纳2亿劳动力计算，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5亿左右。

总起来说，减少农民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就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态势看，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突出，正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传统的“二元”体制。若“二元”体制不加快改革顺应这一趋势，其后果殊难预料。比如一年一度的 “春运”，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极大的不幸。与其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春运”，不如多下些功夫化解这个“冤大头”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增长和和谐。又比如所谓“民工经济”，实际上是中国“二元”体制的一个怪胎，其直接害处是使民工永远低人一等（笔者在四川成都的零星调查中发现,民工几乎就没有享受五一劳动节休假的），而其深层害处则是使中国经济长期呈低水平劣结构增长。不减少农民，不打掉“民工经济”的怪胎，提升中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建设循环经济、环境友好的节约型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不可否认，政策驱动迄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政策驱动绝非基础性动力；撇开经济增长的利益机制不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制度因素或制度驱动才是更为基本的动力。具体地说，增加农民收入，即使可以不考虑“因人而异”或“因人制宜”的情况，财税、价格和收入等政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并且难以持续、配套、协调、长久地贯彻实施下去。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发展环境，政策若不能系统地提升到制度建设、制度规范的高度，就很难使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事实上，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把政策性因素转化为制度性因素，把政策驱动转化为制度驱动，已势在必行。

简言之，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再分配当然更差，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价格、户口、农地（特别是表现为“征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教育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限制了农民致富，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论“三农”，中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必须造就新农民：人口，农村最少；文盲，农村最少；穷人，农村最少。如此“解放农民”，减少农民，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将是21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