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浙江省94位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农民，陆续收到了来自浙江林学院林业技术专业的录取通知单。明年2月，他们将正式开始作为大学生的2年学习生涯。这是我省财政扶贫的一大举措。

从2005年开始，在我省211个欠发达乡镇，对符合条件的青年农民开展成人学历教育，他们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

专家指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在政府的资助下，首次走向大学校门的94位浙江农民，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上大学的期待：“完善自己的思想”

曹毅是即将上大学的94位浙江农民之一。

“前几天，跟爸爸去林地里干活。我一次背一棵杉树，他一次背三棵杉树，整个人都被压得矮矮的，一步迈出去，地上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当时，我第一次感到做农民真的挺不容易。农民赚钱真难！”

也许从一个城里人的角度听起来，曹毅的话有点可笑。他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呀！难道今天才知道农民的不易？然而，事实上曹毅今年刚从遂昌三中高中毕业。虽然，家里的林地他也去干过，但从来没有体会过父亲供自己读书需要付出多大的劳作。

能有机会上大学，当然令曹毅非常高兴。记者问他，希望从大学学到些什么？是想将来有个好工作，得到好的发展吗？

“不是，最主要的是完善自己的思想。”他答道。

听到这话，我有点吃惊，又有点将信将疑。“上大学就是为了摆脱农村生活，能在城里找个好工作，”这是许多农村青年发奋读书的最大动力。但接下来的话，又叫我再吃了一惊。

“我们村里的人观念不行。像沼气池，周围的村里都有人建了，我们村一个都没有；大棚技术、高山蔬菜等，别的地方都有人搞了，我们村还是没人做，大家都观望。为什么？就是怕冒险。如果有人做了，大家都跟上了；没有人做，就不会有人站出来。反正是没有冒险精神。”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建一个？

“家里我说了不算！”

曹毅的苦恼，不但是家里说了不算，村里事自己更没有发言权。对于村里的事，他有许多想法。比如村里的自然环境很好，附近有完整的明清建筑，他觉得开发旅游应该不错。有时，到同学家去玩，他就感叹，别的村怎么建设得那么好！我们村可能是落后那么一点点。平时，他也和村里的年轻人交流自己的想法。朋友都劝他，先做好“本职工作”，把大学读下来，“希望等你回来再改变一下！”

在曹毅的心里，改变是具体而又宏大的：“我想，让像我爸爸这样的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改变一下，一个年轻农民朴素却是充满希望的想法！

立足农村：乡土人才的现实意义

这个想法，与有关方面的设计思路不谋而合。

“我们希望他们能学到科学技术，成为村里的科技示范户。更希望将来，他们中能涌现出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带头人，真正帮助一方百姓改变自己的面貌！”省扶贫办处长助理李震华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的看法。

作为此次送欠发达乡镇子弟上学的直接实施单位，省扶贫办将通过财政扶贫基金全额资助这些农家子弟的学费。

准确地说，这批农民大学生将以全脱产的方式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序列的大专学习。今年只招林业技术一个专业，目前录取的94位学生是从156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由于欠发达乡镇信息不畅等原因，不少农民子弟在报名截止日后，还打电话来询问能不能参加考试。

李震华说，农民培训现在越来越被各级政府重视。此次由政府出资让农民接受大专学历教育，可以看做是农民培训的延伸，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

他举了一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他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我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农村劳动者中科技人员只有0.023名，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科技人员0.0491名；而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从业人口中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达45％至65％。

他说，农村缺乏高素质人才已经制约了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转化，延缓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影响了“三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竞争能力。浙江地处沿海，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之全国水平要高些。但欠发达地区，乃至发达地区的农民教育依然面临着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现状。

为了缩小地区差距，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一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各级政府动了不少脑筋。省扶贫办的同志介绍说，为让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政府从运用财政资金直接扶贫开始，到对口帮扶、项目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时认为，从资金帮扶到项目帮扶，是扶贫工作变“输血”为“造血”的转型。“但现在看来，那还不是真正的造血，只有提高人的素质，授人以渔，才是真正的‘造血’”。

“对贫穷根源的认识变化，充分说明了政府发展思路的进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指出，此次政府买单培养青年农民大学生，可以视作着眼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举。

“以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农村的优秀人才考上大学后都脱离了农村，但是改变农村面貌还是要依靠本乡本土的人才！”冯钢说。

现在，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除了自然条件的制约，缺少人才，文化素质偏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冯钢说，政府转变扶贫思路，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由过去的单纯救助、项目投资，到现在向本土农民培训倾斜，充分说明了发展观念的转型——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公共财政支付的指向，既体现了公共财政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内涵，也体现了现代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培养农业继承人：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题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子弟上大学，从发展的眼光看，就是培养农业继承人的大问题，有着深远的意义。

浙江大学农村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忠根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青年农民上大学的意义。

张忠根曾在韩国大学做过项目研究。他说，中国农村的现状和韩国工业化时期非常相似。当时，韩国工业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兴起，青年农民纷纷离开土地，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基本以中老年人为主。当时，韩国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措施来吸引并挽留青年人，并称之为培养“农业继承人”的计划。

“我下去搞调查，发现不少村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以后我们的农业要靠谁呢？”张忠根有些忧虑地说。

由国家财政部、扶贫办一起开展的“千万农民培训工程”也许是对这种忧虑的回应。按照这个工程计划，千百万中国农民将接受科学技术知识、实用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将是未来农业继承人的标准画像。

对于即将来校学习的这批农民大学生，浙江林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韦新良院长充满了热情与期待：“这是我们林学院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的机会，院里光是讨论培养方案的工作会议就开了好几次！”

针对生源特点，林学院将以实践技能培养为重点，强调可操作性、实用性，力争让每个学生都掌握一技之长。“总之，在学院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一切都按照大学生应有的要求来做！”韦新良说。

记者发现，在有些推出了“村村有大学生”培训项目的地方，政府和培养对象签订了“保证回乡创业至少5年”的合同，以此来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对此，张忠根却认为：“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的人在学成后，都能工作在农业第一线，他们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但假如有三分之一回到农村，那么所起的作用将是巨大的。”

他充满信心地表示，农村很需要技术。虽然现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不怎么赚钱，但在国家扶持农村的政策指引下，随着农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将来农业也可能成为一个吸引人的行当。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做农民也有着很高的门槛。张忠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农民有1000亩地，两个儿子，他不能把地平分成500亩给两个人，而是要保持1000亩的规模。他的孩子想继承农场经营权的话，必须到正规农业大学学习四年，取得毕业证书，并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如果没能取得资格，那么就只能保留所有权，而交出经营权了。

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职业化很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到那时，我们可能也需要农民准入制了！”张忠根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