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问题已经纳入中央对未来社会走向的战略性考察之中。就学界而言，此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已经暴露了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对于造成收入分配恶化的动力学机制的追问仍然存在不同的路数，但毫无疑问，带有控制型社会味道的城乡二元体制被认为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基因；权力高于市场，腐败根生于体制是造成基尼系数恶化的重要动因。

在此次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等人参与的思想论坛上，没有预设答案，仅有开放立场。

破解垄断

《21世纪》：中国现在酝酿出台的《反垄断法》在未来是否可以起到平抑分配不公？

李曙光：长远看肯定如此。现在《反垄断法》把行政垄断又添加进去，这意味着行政垄断对收入分配恶化也有很大的推动。但是，我们要对行政垄断做一个法律上的准确界定，这非常重要，因为行政垄断有时候是和市场监管混在一起的，需要将两者的界限和领域进行辨别。

孙立平：我个人觉得，垄断收入当然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早就说过，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有关的制度安排都处于混乱之中。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占了多少，在真正工资单上是可以查出来的。我们的问题在于，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恶化。而我们的税收又无法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21世纪》：还有另一些形式的“垄断”，比如有一种对当地人的排斥。在一些矿资源区，因为资源是国有的，开发工作也由外地的国有大型企业进行。这导致了当地人不满。在维护地区本位利益上，当地政府似乎角色非常尴尬？

唐钧：这也是造成地区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源的生产区的当地人异常贫困，几乎没有从资源开发上得到任何好处，却承当了开发导致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收入差距很大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人口被排斥在经济增长以外，由于是中国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尽管西部的GDP在增长，但如果西部的资源和利益并没有被西部人自己所分享的话，收入差异的越来越大就会造成当地人不满。

推动政府转型

《21世纪》：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也与政府的转型问题密切相关。

迟福林：是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相当部分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资源不平衡。所以政府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这其实对缓解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功效。不过，我们得承认，公共服务的投入仅仅做到缓解收入差距，不是消除它的动力因素。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要素回报越来越存在差异，收入差距增大是必然的。

《21世纪》：目前乡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第一个原因就是发展理念。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占在第一位，比社会支出高一大截。第二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倾向越来越严重。第三，政府的治理结构与公共政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既权力在握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相互混合在一起，造成很大的错位。我们对政府的整个监督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民众的社会参与程度低。

现在已经到了政府转型的临界点。

提升弱者的人力资本

《21世纪》：从根本上来说，对政府转型需求最迫切的，是那些弱势群体。

赵白鸽：我个人一直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整个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而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策略是提高弱势人口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改善和把握机会的能力。这就需要政府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

《21世纪》：计生委在农村一直都保存着完整的网络。这个优势，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能起到什么作用？

赵白鸽：计生委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一直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我们最近在整个人口计生系统开展了包括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保健三大工程。在控制总人口的目标下，提高了人口的质量，降低农村一些生殖疾病的传播。

中国已经呈现出“未富先老”的局面。这提醒我们，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扶助性政策来帮助中国的农村人口进行调整。比如，我们采取了对女孩“扶助式保障”的策略；为加强迁移人口归属感与适应性，开展同服务，同管理，同待遇的“三同”政策；还为一些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老人发放奖励款项，作为养老的补偿。

《21世纪》：吴敬琏认为，以目前中国的财力，建立全民低保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迟福林：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建立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当然，各个地区的农村最低保障水平可以不一样，要容许区域差别，但不能不建立。农村的最低保障是起点公平问题。

此前，我曾在总理主持建立最低保障制度座谈会上提出这个意见。我的设想是，从财政支持角度看，应该是以中央和省两级为主，形成分担的机制。

唐钧：显然，农村低保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针对城市的最低工资却不是一个好主意，其实这对提高城市收入低下人口的收益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处。雇主达到了给工人最低工资的水平，就可以卸责了。欧美是很少最低工资的，他们大多采用的是工会谈判的方式。最低工资在拉美比较流行，因为这个地方的社会组织、工会和民间集团的势力比较弱。维护收入低下人群的利益，只能政府自己出面，进行最低工资干预，但干预的效率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