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引发三大变化

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不变的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各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的变化上。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到经济复苏的现实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可能带来三方面的主要变化：

欧美经济虽然在内部供求结构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美国的服务业构成中金融与商业相关的服务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类服务业具有可贸易性。因此，美国不可能彻底地放弃这一领域的贸易优势，转而去发展制造业。而欧洲的服务贸易的供给结构中，建筑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类服务业不具有可贸易性。当欧洲内部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低于供给增长时，欧盟内部资源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因此，欧盟内部的再平衡一方面会进一步摆脱美国的需求冲击，同时也会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被边缘化。

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技术构成中端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高端产品的制造业中心——日本和德国的外需增长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而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外部需求的上升仍具有一定的空间。

尽管美国在本轮危机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美元在新增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与美元汇率变动的相关性规律被打破。但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由于欧洲经济的基本面因素与美国相去甚远，欧洲要替代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欧元替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仍然不具有现实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经济的表现给东亚国家在未来国际金融领域变革过程中地位的提升留下了空间。但是，东亚国家要真正替代美国的角色，目前也不现实，因为东亚国家在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上尚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再平衡阶段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外部风险

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不变，而全球经济再平衡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的背景下，中国因素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令世人关注的热点。然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最为主要的风险在于：

国际分工格局中错误定位的风险。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外围制造业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本轮危机而改变，只要国际分工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中国在技术存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转变。

红利争夺的风险。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格局不变背景下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参与国的关注点将从全球利益的创造转向全球利益的分配，其手段无非在于贸易保护和汇率调解，这两方面的压力会在未来不断地显现出来。

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以维持。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新的技术和制度形式创新的迹象并不明显。在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外进口需求已经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伴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在新一轮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再分配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优势尚不突出，所面临的外部竞争也必然有所加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