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企业的高成本寒冬
2007年，周天勇提醒，2008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真正来到，中国企业将要度过一个高成本的寒冬。与此同时，2008年的就业形势也更加严峻。
周天勇是中央党校的知名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有着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不久前,朋友们收到周天勇群发的一条短信息:“最近有一篇极左文章《中国的危机》,盗用我名在新华社专供报告上发表,责编xx,审稿人xxx,请转发各位朋友告之。”可见这一事件对他颇有干扰。
《小康》记者此后对他进行专访,他谈到自己最近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将如何渡过一个高成本的寒冬。
《小康》：全国大批的中小企业现在陷入了停产或倒闭困境。而在去年的时候，你提出，2008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真正来到。中国企业面临哪些现实困境？
周天勇：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之年，调控的手段是用各种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控制土地供应，关紧土地闸门；加大项目审批和环评力度，控制投资规模等等。中国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成本普遍上升。以前很多企业不上保险，现在不上肯定违法。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在提高，工资标准也要提高。
其次是资金要素成本会上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整个信贷的规模受到限制，资金会非常紧张。资金紧张以后，到黑市上拆借的资金成本也在提高。广东、浙江那一带的中小企业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有地下钱庄可以融资，但是山东、东北那些民营企业就比较麻烦了。
汇率也在提高，每年上升5%—6%到7%—8%这样一个幅度，基本上外贸企业、出口企业的利润都要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出口退税也在减少。出口退税的额度在下降，出口退税率下降，有些甚至取消。这对一些企业的压力非常大，本来出口退税就是他们的利润。
还有国际市场的萧条，比如说美国经济的萎缩导致需求的下降。
以上三个因素就导致外贸企业，特别是与出口加工有关的企业生存艰难。
再一个，就是通涨，原材料成本上升。在中国，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倒挂格局非常明显，煤电价格倒挂也由来已久，水资源的价格也过低，一些矿产资源的定价不能反映供应与需求的格局。2008年开始，逐步地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而且上升的势头不减，这些都直接推动企业用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另外，由于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会诱致国内粮价上升，导致用农产品做原料的各类企业的成本上升。
《小康》：中国企业能否熬过难关，取决于什么？
周天勇：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2008年在成本和利润方面遇到的挑战可能大于机遇。能不能减少破产倒闭歇业企业的数量，企业能不能正常运营，取决于：从宏观经济看，国内需求扩大到什么程度，宏观调控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如何；从微观方面看，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力的程度，工艺流程能否改进，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如何，能不能在品牌和标准方面有所进展，提高土地和设备的利用率方面有没有改进，能不能选到新的朝阳型的投资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能不能消化成本提高因素，项目选择是否为国家支持等等。
《小康》：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更突出，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周天勇：确实，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上，将会保大企业压小企业，保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压民营经济，保政府项目压社会项目，保重大建设项目压规模较小的项目，其结果是不显著增加就业的领域将会得到贷款，而显著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中小加工服务业或建设项目，得不到贷款。
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收紧银根，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起来了；可一旦收紧银根，肯定是收中小企业的银根。因为给了小企业，大企业就没有贷款了，银行就要亏损了。银行不可能专门放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不放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
问题的关键与我们的银行体制有关。美国3亿人口，有4万家银行，互相独立。我们13亿人口，也就800家银行。大银行是不会给中小企业贷款的。这是一个铁的定律。整个银行体制不改那是没用的。现行的银行体制和货币政策就是损害就业而不是促进就业的。
《小康》：这样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周天勇：企业倒闭，就业困难。发展速度提高不一定增加就业，但发展速度降下来的这部分是中小企业，就一定影响就业。速度和就业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你掉下来的是第三产业，掉下来的是中小企业，那一定影响就业。如果增长的是大项目大企业，那跟就业没什么关系，因为大资本大项目增加不了几个就业。
经济放缓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以往的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是对的。但是，投资规模压缩后，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的就业结构如何调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小康》：我们该如何平衡速度与通涨？
周天勇：这是经济运行中的两难。现在的问题是，你要选择速度快的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呢，还是要速度放慢的通货膨胀？而且速度放慢，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消除。因为无论是工资成本、粮食价格还是能源价格，这些东西并不取决于你的速度高低。所以速度降下来不一定能抑制通涨。
我认为今年甚至到明年的麻烦正在于，速度压下来了，不一定物价就能压下来。因为物价涨价的因素跟速度没关系，劳动力成本提高也跟速度没关系。
今年的CPI可以压到6%就已经不错了。
《小康》：你怎么看下半年的走势？
周天勇：下半年的问题肯定挺多。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来，就业会更加困难。速度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就业。速度上去不一定增加就业，但速度下来肯定影响就业。第二，整个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比较大。国家形势怎么走也很难判断。
《小康》：有没有可能出现大的起落？
周天勇：如果宏观调控不好就有大落的可能。避免大落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那部分阻碍投资、创业、经营、就业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减少收费，减少收税，彻底改革注册登记制度。不再要什么工商登记，工商、质检、城管、消防、安检，交通行政、卫生防疫等行政收费通通停下来；再一个就是少收税。改革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经济、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将目前还带着计划、行政、生产建设色彩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阻碍经济发展、降低办事效率的行政审批、许可、收费和垄断。
如果这些事情不解决，其他的事情很难解决。
通胀：到底是谁惹的祸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文/《小康》特约撰稿Michael Pettis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近来最受瞩目、也是专家们争论得最火热的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也相应地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议。
一种解释认为此次通货膨胀都是“猪肉惹的祸”。
“猪肉论者”通过指出一系列确凿的数据(大部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价格上涨来解释，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保持在2%以内)，结论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只是由暂时的食品供应短缺所造成的，并将随着食品供应问题的解决而得到缓解。
然而，“猪肉论者”却并不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认为，数月的高物价可以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当这种预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时候，真正的通货膨胀就很可能到来。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够使食品供应尽快转上正轨的动力，并且尽可能地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与“猪肉论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货币论者”。《金融时报》曾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称“那些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太少猪肉’，而非‘太多金钱’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
“货币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
中国人民银行要保持人民币的兑换水平，就要大量地购买涌入中国的外币。这些购买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币或各种债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新制造的货币或债券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国内投资市场。国内投资的旺盛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旺盛。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的增加，从而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又添一笔。
正是在这种循环的效应中，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不断出现了高水平的贸易顺差与高额的外汇储备。这造成了中国出现了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现的症状：过低的真实利率、过高的投资水平、过热的股市，以及最终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货币论者”如何能够辩驳“猪肉论者”雄辩的数据呢？
“猪肉论”的逻辑中有一个漏洞，即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不大，但并没有下降。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引起人们在非食品类商品上花费的 一部分转移到食品上来，从而会造成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的下降。
在理想的状态下，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下降总量应该等同于食品的价格上涨总量。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准确地存在，但确实存在着一种把非食品类商品价格向下压的力量。
在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中，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问题。
笔者认为，恰恰是食品供应的短缺掩饰了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的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价格中立即显现出来；一旦食品价格停止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将在更广泛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显现出来。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如果结论不幸地证实“货币论者”的观点正确，那么这几个月的继续放松的货币政策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而到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货币的大幅调整——也不是奉行渐进主义的中国财经政策的决策者们愿意接受的。
采写/《小康》记者 郭芳 杜娟 蒋卫武 孙晓青 宋近双(特约撰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