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胀的关注，要有短期和长期的研究，要有分类考虑的判断，不能离开“防止大起大落、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核心。

一个微妙的局面出现在了5月。

6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数据大幅降至7.7%，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在通货膨胀一致被认为是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最大威胁时，一定程度上，CPI增幅的下降舒缓了市场的紧张情绪。

但此前一天公布的5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仍然同比上涨8.2%，尽管环比上涨仅0.1个百分点，还是连续第五个月刷新了3年来PPI最高纪录；这也是自2007年2月以来PPI涨幅首次超过CPI。在有关部门看来，目前PPI快速上升，导致CPI中非食品价格涨幅压力继续积累，使得通胀压力的警报仍难以从根本上解除。

于是，判断下一步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关键问题是，5月份CPI增幅的下行，是偶然性因素还是“转折点”的兆显？

如果是单月出现的例外现象，且不改通胀继续上行的趋势，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能放松；如果是五年高速增长周期反转的“转折点”，就需要注意政策调整，以便提前稳定经济，防止紧缩政策加剧经济下滑。这也是3月底《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双防”政策目标的核心。

不过，采访中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对通货膨胀的关注，要有短期和长期的研究，要有分类考虑的判断，动态统筹内外因素，各种决策不能离开“防止大起大落、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核心。

总体运行正常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是大部分研究者的关注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表示，“一个月份CPI数据回落，不代表CPI已进入下行通道。”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认为，5月份CPI增速减缓，表面上缓解了通胀局面，但中国经济年内高通胀局面未变。

然而，对CPI的过度关注，也有可能让判断陷入通胀现象带来的噪音中。目前，在我国粮食充足、肉禽蔬菜价格持续回落影响下，CPI中影响比重最大的食品价格因素走低非常明显，成为5月份CPI下降的主要原因。在CPI数据公布之前，我国食用农产品价格连续8周回落。

惟一难以自主的因素是国际原油和原材料价格高企，这个外部因素直接推动我国CPI中非食品价格涨幅压力。一定程度上，在食品类价格涨幅放缓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当前影响国内市场价格的主力。对此，余永定和王建都承认，目前中国通胀“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国际输入性通胀。”不过，非食品类价格涨幅对CPI的影响比重远低于食品类价格。

事实上，《瞭望》新闻周刊与权威人士深入接触后得知，去年下半年CPI突然加速后，决策层的宏观调控的思路很明确，全面评估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基本要素供需情况后，分解CPI影响因素，一方面抓住食品类价格这个“牛鼻子”，通过大力加强农业和农产品供给应对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通过“价格封闭”的策略将国际油价等能源类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脱钩”，将对CPI影响力较小的非食品类价格涨幅控制在2%之下。

顶住市场压力坚定执行此“实战策略”的结果是，经过去年9月之后我国宏观经济景气预警指数连续4个月“黄灯区”，实现了今年4月份以来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代表稳定状态的“绿灯区”，当然还包括此次5月份CPI涨幅的下降。

PPI再创新高，外因是国际原油、钢材、煤炭、粮食等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内因包括“512”大地震造成对建材等生产资料的短期需求冲击等。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及国内外差价的约束、国内采取的政府补贴与临时价格控制等措施的后续影响。人力成本和环境资源成本的上升趋势等因素分析，PPI同比大幅回落的可能性较小，但有关专家认为向CPI的传导近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有关部门仍会对成品油、电力等价格实行管制。

在权威人士看来，尽管外部因素带来的压力在加大，但我国经济目前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降低，经济运行好于预期。从发展趋势分析，至少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或“偏冷”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中国经济将以比较正常的绿灯运行进入下半年。而这种状态，也一定程度说明去年以来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正确、及时、有效，经济运行基本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

中国社科院数量所所长汪同三认为，国内外复杂局面下我国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保持了对经济运行持续、主动和微调的宏观调控，适时适地、内外统筹和有保有压，取得了较好成效，“比如，2003年我国提出‘有保有压’的方针开始进行宏观调控，2007年后三个季度虽然保持高位运行，但已有所回转，即使碰上了美国次贷危机，我国经济遭受的冲击也较小。”

不确定因素较多

但是，不能不承认“航向”正确的中国经济“大船”目前遇到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首先，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空间趋小。去年以来，美国应对次贷危机政策目的是“防衰退”，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防过热”。由于双方经济依存度大，压缩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特别是，我国央行要升息回笼资金，而美联储则不断降息释放流动性。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的背景下，中美利差加大，导致境外热钱一路涌入，直接干扰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而且，全球经济放缓使得外需变化因素增大。当前世界经济减速、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难以估计。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速分别为6.9%和25.4%，同比增幅分别下滑12.4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降幅为多年来所少见。如果扣除延续履行上年订单合同，降幅更大。尽管我国在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增大，但是这些市场短期内很难弥补从欧美市场减缩的出口需求。

同时，经济存在下滑风险。近日，一贯出言谨慎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公开表示，“我们初步判断，2007年可能是此轮高速经济增长的峰值，今年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回落。”对此，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也告诉本刊记者，无论从供给看，还是从需求看，经济增长有下滑迹象，向上走的力量基本上告一段落，“尽管下滑的持续时间和力度还有待观察，但与过去几年相比，目前更多要防止经济下行。防止经济下滑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注意的问题。”

目前，对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也需要认真对待。5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07%，较上月上长113个基点，高于市场预期的17%。这意味着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严峻。受此影响，灾后重建，投资向利润增长较快行业转移等因素，都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而且，部分地区新一届政府工作开局，“换届经济”也有可能引发强烈的地方投资冲动。

企业所得税增速显著下滑，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据统计，4月份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11.9%，比上月大幅回落11.7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增速下降，除了两税合一因素之外，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利润增速放缓。随着外需进一步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工业企业利润将进一步下滑。如果对成品油和电力的价格管制持续，那么工业企业利润的放缓将继续以石化和电力行业的亏损来表现；如果成品油和电力的价格提高，则中下游工业企业利润则将受到更多的影响。受此影响，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比上月回落7.7个百分点。

此外，当前楼市和股市不稳，也形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6月10日，A股市场大幅下跌7.73%，创下今年以来大盘单日跌幅之最。次日，沪综指再次下跌击破3000点心理大关，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遭到打击。

目前，由于人民币升值，利率上升，国内需求旺盛，相对世界金融市场动荡、美元贬值等原因，使得大量境外资金流入我国，不论这些资金涌向哪些领域，其大进大出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剧烈动荡。截至4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增加至1.76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的总和。特别是，4月份不可解释性外汇流入达到令人惊讶的776.8亿美元。可见，热钱正在加速涌入中国。

“尽管上述不确定因素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些因素仍然处于可控状态。”陈东琪告诉本刊记者，“按照中央‘稳中求进’的调控政策操作，只要我们能够把币值稳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平稳等问题处理好，完全有能力逐步消化这些不确定性因素。”

“政策组合拳”动态调控

“既要控制物价上涨、控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是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面对的突出问题。”对于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复杂局面，陈东琪认为关键还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平衡，科学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多种手段控制物价上涨，统筹平衡内外需求，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运用“政策组合拳”动态适时调控。

首先，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出口下滑、企业利润锐减和市场信心受损的下行态势，又面对通胀压力仍强、资金充裕和投资冲动依然存在等上行态势，稳健的财政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在具体操作上要保持充分的弹性和灵活。

陈东琪建议，坚持总体稳健的原则下，在不同地区（比如灾区）和不同时间范围内，可以积极也可以从紧，“稳健应该是一个区间，期间有季度性变化，也有地区性变化。而调整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的措施。”

事实上，这个策略已经在实施。比如，政府规定今年中央财政开支下降5%，实际就是紧缩。但在受灾地区，财政却是增加投入。这种既有紧又有松的操作变化，表明财政政策不改稳健的既定思路下，正在呈现出结构性操作的新特征。

货币政策同样也要在坚持从紧的总体原则下，采取这种动态的弹性操作。面对通胀压力、需求旺盛和信贷扩张冲动，央行今年连续提高准备金率收缩流动性。但同时，考虑到中美利差、人民币币值稳定和控制热钱涌入，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利率稳定，未出台加息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是简单地由松到紧或者一紧再紧，而是动态适时调整，随着经济形势变化，从去年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交替运用，调整为今年多动数量工具、少动和不动价格工具的新特征。

“尽管市场对此褒贬不一，但从目前实施效果来说，宏观调控政策应当说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陈东琪认为，这种策略仍然会成为下个阶段宏观调控的主导思路。

与此同时，应对复杂局势和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还必须配合相关产业政策。

其一，加大财政和转移支付力度，刺激农业生产，增加市场供给。近年来决策层狠抓农业，使得我国经济平稳渡过了去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农产品价格暴涨危机，再次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无粮不稳”在今天依然是治国核心原则之一。

尽管目前我国粮食总体呈现供需平衡。价格基本稳定，但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渐弱等问题凸显，保障粮食安全仍有隐患。同时，主要肉禽产品供应仍有较大起伏，没有形成稳定产销机制。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落实扶农强农政策，保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增加，从根本上奠定抑制通胀的基础。

其次，充分利用减税、补贴等手段，有效遏制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扶持中小企业，扩大就业基础。随着劳动力价格、能源和交通运输价格全面上涨，今年企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截至5月份，PPI已经连续3个月高居8%以上。尤其是承担就业量最大的中小企业，在成本抬升、银根紧缩和银行“贷大不贷小”的多重打击下，经营非常困难，一些企业甚至饮鸩止渴转向“地下金融”借年息高达40%以上的高利贷。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对此非常担忧，“目前这种对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倾斜的市场环境，挤压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生存，更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就业环境和社会稳定。”他认为，在目前企业生存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创业的综合扶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