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津想要的吗？

周立群教授则给出的似乎是一个“徐徐而图之”的策略：天津必须立足于自己北方航运中心的港口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围绕制造业基地和口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最终体现出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价值。

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强调天津的金融业会以产业金融为重心。

这有点像是“以时间换取战略空间”。但问题是，天津有多少时间？南开大学前校长侯自新曾表示，滨海新区的成长期只有10年，如果10年内没有发展起来，没有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增长极，“滨海新区就是一个失败”。

必须搬走“三座大山”

近两年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朝圣地”。但在此时，至少有三个难题摆在滨海新区面前。

首先就是前述周立群教授提到的体制构架问题。在滨海新区采访，几乎所有人都视之为目前滨海最重要的困境。在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集团三个正局级功能区，以及塘沽、大沽、汉沽三个市辖区，另外还包括东丽区的无暇街道办、津南区的葛沽镇。

1994年天津市决定开发建设滨海新区，几年后为了将各功能区、行政区统一在滨海新区的框架下，于2000年设立滨海新区管委会，由原开发区的创业者皮黔生以市委常委之身兼任管委会主任，似乎初步解决了群龙无首的问题，但在肖金成先生看来，“这一架构纯属过渡性，管委会无力无权在新区的行政区域内行使规划、管理和协调职能”。

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那就是，滨海新区虽然有2270平方公里的可开发土地，这被几乎所有学者和地方官员视为天津滨海新区最大的优势。但由于行政割据，也由于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掣肘，这片被称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内最具价值潜力的土地”(某区域经济学者语)，却不能得到合理的整理和利用，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

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对土地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严格的规定，并由中央政府进行量化(额度)管理。虽然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在其专文中，声称“从全国来看，实施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是管住两个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这两个闸门在关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中都得到了突破”，但迄今为止，滨海新区虽已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以“征转分离”为特点的改革方案，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复。

第三个问题是滨海新区的产业选择，事关新区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在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恺看来，滨海新区目前最迫切的并非是上大项目把GDP搞上去，而是如何以我为主，打造一个有竞争力、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

王恺分析，“广东、深圳原来没有什么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新建立了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上海传统的产业基础基本上都置换出去了，重新打造了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天津旧的产业基础现在基本上衰退了(天津旧的工业基础，有‘八大天’之称的天碱、天化、天机、天重、天拖、天船、天钢等大企业已不复当年风采)，但新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滨海新区这二十年引进了一些外资的大项目，比如摩托罗拉、三星、丰田汽车，但都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现在国家把大飞机、大火箭项目放在滨海，天津最关键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建立一个根留天津的新兴产业体系？”

事情正在变化

处于爆发式发展前夜的天津人对新任市委书记寄予厚望，期待曾在广东、山东两大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过的张高丽能带给天津一个惊喜。

而张高丽显然正逐渐进入角色。

在2007年3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张已连续就发展服务业、民营经济、金融、三农问题等召开一连串全市工作会议，进行工作部署。

对于天津最具全局性战略地位的滨海新区，张高丽尤其重视，从3月到任以来，几乎每月去滨海新区调研一次。6月初，张高丽主持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亲任组长，天津市长戴相龙、常务副市长黄兴国、市委秘书长段春华、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苟利军(前市委秘书长)、副市长杨栋梁等均为小组成员。

与此同时，一批大的项目进展顺利。

天津港25万吨级深水航道将在今年年底建成，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年底基本竣工。空客A320大飞机项目、大火箭项目、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按照“自由贸易区”模式建设的东疆保税港将在年底前实现首期4平方公里的封关运作。

在十七大后的天津市委召开的九届二次全会上，张高丽明确表示在滨海新区的体制问题上，要全力加大改革力度。

这被当地观察人士视为“重要的变化”，并给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