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文化局合作编写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指出，与城市居民相比，中国农民工群体面临文化边缘化的危险。

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没有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体现为一种自发的存在状态。调查显示，不论是国家主渠道，还是企业或其他的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均关注不足。地方政府和社区仅在提供“招工就业信息”、“阅报栏”上基本达到了农民工的需要，其他如技术培训、免费或便宜的电影、文艺活动、图书室等文化项目、文化设施则严重缺乏。与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文化权益相比，农民工群体不论是在文化需求还是在文化供给上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被城市接纳的程度低，难以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社区中，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如同生活在“文化孤岛”上。在对武汉市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内的生活和交往具有很强的血缘性、封闭性，与之相应的，他们的文化生活具有明显的“窄圈子性”，不但他们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使用社区的文化设施少，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极少使用社区的文化设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社区居民对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排斥性。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存在文化孤立现象。据浙江大学调查组对杭州市居民的调查，认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普遍存在社群隔离现象，市民对农民工关心的积极性不高。”杭州城市居民中真正与农民工经常打交道的人不到1/3，其他一些则是很少或从未和农民工打过交道。超过一半（51.61%）的城市居民与身边的人对谈论农民工问题不感兴趣，6.45%的城市居民有反感，也有四成（41.94%）的城市居民是较为感兴趣。总体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戒心和歧视。从以上的情况看，由于城市居民的疏离和制度的缺位，城市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农民工文化上的边缘化，并不是农民工自身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在对农民工“最大心愿”的问卷调查中，13.7%的农民工选择“与城市人平等生活，不受歧视”。但实际的情况是，有些民工在城市已经生活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了，不但城市居民，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认同他们是“城里人”，这种文化上的疏离从心理的疏离中表现出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城里人相比，无论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还是社会交往层面都处于劣势，农民自己也把自身定位于在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方面处于劣势的城市边缘人。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对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与体制下，决定和影响人们之间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是户籍制度。在经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里，虽然表面上户籍制度对人们地位与相互关系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和人际交往中，这一制度却仍然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以及交往方式。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外出打工人员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也正是受传统的户籍制度约束导致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特殊的社会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这种户籍制度不但加深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隔阂，而且也使农民同时失去了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在户籍身份上，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务工，但大部分的城里人仍然把农民工当做农民对待。正因为如此，农民工成为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城里人的边缘群体。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特性，对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制约。

另一个原因是，传统政府公共文化职能的缺失和文化消费供求渠道不畅也是导致农民工文化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其文化需求的实现程度，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的公共供给。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应当享受的文化消费更多的应是一种由社会、政府、企业、团体来提供的公共消费品，诸如公共图书馆、城市阅报栏以及必要的职业培训等等，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政府和农民工所在的企业、社区等不能提供这些消费品，农民工所需要的文化消费就会短缺。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政府、企业、社区等提供的文化消费品，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文化消费资料的短缺和供求渠道不畅，是形成目前农民工文化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P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