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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8——中国的重生
关键词： 邓小平 两个凡是 胡耀邦 稿件修改 1980年 中国革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党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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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流淌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
陕西咸阳国棉八厂一位叫张艺谋的工人，在文化部领导的批示下，这年5月收到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已经28岁的他在领导的关照下特批上了大学。30年后，他为世界献上了第29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诗人芒克也终于进了城，他和多多甩掉了白洋淀的锄头，在这年夏天的一天夜里来到北京，一场关于中国自由体诗歌的预谋开始了。后来，他们被称为“朦胧诗”起源的代表人物。
数学家陈景润终于不用在一间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用《毛泽东选集》掩盖他的演算纸了。在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他生活的实际问题，改善科研环境。他爱怎样演算都可以了，那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孙长江将自己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合在了一起。这已是4月中旬了，暖阳照射着京城的西北角，文章在多人连日的打磨中，已经与两篇原稿大不一样。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是希望得到胡耀邦的支持。第二天，《光明日报》刊发，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一场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弥漫着自由思想气息的论争就此掀开大幕。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半个多月以后，邓小平注意到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人商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气愤地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 月19日，邓又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邓小平的讲话支持了胡耀邦向“两个凡是”进攻的论战。作为反对派的汪东兴等人也以《红旗》等为阵地，组织文章反击。双方的论战，皆是自由地发表文章和看法，没有人使用“文革”期间动用武力抓人关人的手段，即便这时仍然手握着8341部队的汪东兴也没有这样做。无论是身处高位的官员，还是地位卑微的黎民百姓，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享受着自由发表意见所带来的愉悦。
但是，饥饿在扩散
乡下的饥饿从江淮大地延伸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之地。中国的8亿农民中，已经有超过5亿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
芒克、多多等人相遇在北京后，他们不仅获得了诗歌写作和交流的空间，并且，他们得以读到了自这一年开始解禁的外国名著。在白洋淀困守多年的精神饥饿一下子变成了守着一堆书不知该读哪一个的富人。
人们在疯狂地补充着精神的营养，就连平日很少人看、以刊载领导人活动为主的《人民日报》，在那一年竟然数倍扩张发行，达到了空前的700多万份。
在城市精神食粮迅速增加的时候，贫困和饥饿却在乡村四处蔓延。1978年春天的旱象覆盖了全国，即使迎春花已经在高墙外绽放，旱情一丝缓解的迹象都没有。毛时代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原定要在1980年完成，这时只剩下两年的突击时间了。1978年1月4日，党的主席华国锋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鼓励他的属下认真对待。
可是，乡下的贫困已经无法让农民拿出更多的钱购买机器。就在华国锋的号召发出后几天，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上走出县城，他恰好遇到一批从江浙遣返回来的乞丐，衣不遮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位新任的县委书记发现，在他治下的土地上，竟然有数以万计的人以乞讨为生。陈庭元的上级领导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也曾在一次乡下的视察中看到了类似的一幕。他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一件事情，在他下发给属下官员的文件里被称为“六条”（即《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位务实的党的地方要员说：“与其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
乡下的饥饿从江淮大地延伸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之地。这一年，湖北省遭遇的旱情加剧了饥饿，各地的官员报告说，粮食减产35亿公斤，棉花减产13万担。政府只能打开国库，将用于战争的储备粮拿出以赈灾民。
这时，中国的8亿农民中，已经有超过5亿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而另外一部分，则退回到了内忧外患交困的20世纪30年代。
那一年，中国《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8亿农民为“缺衣少食的人民”。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农民口粮人均在300公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10多年后，中国的一批学者将1952年的农业生产效能核定为100，列举数年数字与之对照，寻找变化趋势。一组的计算结果为1978年是92，另一组计算结果1978年为77.6，而最差的一组计算数字得出的1978年的结果是糟糕的71.1.
生产效能的降低和饥饿的大面积扩散，冲抵了自由带来的新气象。胡耀邦主导的与“两个凡是”的论争经过了一个干热的夏天之后，就要取得成效了。邓小平两次发话直接支持，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支持者，广东的习仲勋等地方大员相继表态支持，胡耀邦的胜利几成定局。
在思想领域的论争进行的时候，即将成为中国实际领导人的邓小平也在寻找着解决饥饿的出路，与他的协同者胡耀邦达成另一层面的呼应。他从这一年年初开始，就奔走在世界各国，一边走一边看。在他去过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之后，感慨地说：“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曾经在江西靠耕种一小块土地养家度日的邓小平意识到，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肚子问题，江山社稷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