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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8——中国的重生
关键词： 邓小平 两个凡是 胡耀邦 稿件修改 1980年 中国革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党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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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家农户“大包干”契约。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之年。
这不仅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三十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三十年。
这个变化始于1978年。这一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终于走上了一条稳步前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这是一个时代的年轮，一个国家的年轮，也是无数个人的年轮……
此刻非常紧迫
《今天》建议译成“The Moment”，意为“此刻”、比Today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冯亦代
29岁的年轻编辑赵振开骑着一辆28英寸自行车，穿过枯枝败叶交错的街道，树干的“吱呀”声述说着这个冬天有多冷。这是1978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
他脸颊冒出了汗，顾不上疲劳，敲开三不老胡同听风楼一个宿舍的门。这是著名翻译家冯亦代的寒舍。赵振开拿出即将问世的诗刊《今天》的封面，问冯先生：今天是否可译成today？冯找来英汉大词典，建议译成“TheMoment”，意为“此刻”、“当今”，比Today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
几天后的12月23日，油印版《今天》诗刊在北京创刊，从一家印刷厂偷出的纸张，被年轻的诗人们用劣质的油墨印刷后，贴满了京城一处胡同的墙壁。
“此刻”的前一天，一群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北京西部的京西宾馆刚刚掩上讨论了多日的文件。准确地说，是311位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增补的中央委员，在经过了5天的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通过。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作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决策：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此刻”的20天前，时年63岁的于光远和胡耀邦等，被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找了去，邓让他们起草一份讲话稿。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将这份以他的思想为核心、多人集体合作的讲话稿发表。邓小平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是邓小平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后人将之概括为：“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这一年的冬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来说，无比漫长，京西宾馆成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室和会议室。在11月10日，北京城刚刚实行冬季供给暖气的时候，他们就从各自的岗位上被集中起来，首先是一个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直到12月13日结束。紧接着，一部分人没有离开京西宾馆，一部分人又被召集进来。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直到22日结束。
74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从他13日发表讲话的那天起，他已被看作是党和国家的真正领袖。他为他的时代所讲的话后来被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在赵振开敲开冯亦代家门的那天晚上，中国最偏远乡村的老百姓也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意图。第二天早上，内地出版的253家报纸，无一例外地头版套红。第三天，数学家华罗庚在《光明日报》著文说：“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
《今天》的发刊词说：“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春天来了
北京和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哲学老师和中共的最高理论学府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文章指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
对于今天为南方一家报纸服务的很多人来说，那时或是尚未出世，或是啼哭的婴孩，那年的记忆星星点点，模糊而零乱。我小小的身影瑟瑟在中原村庄的冷风里，尚不知那一年为何有人哭，有人笑。
30年后，那时意气风发的南方书生王强华已经很少走出北京方庄的家。他经常在回忆的是1978年的阳历新年来临之前的一天，他向南京的哲学作者胡福明寄出了一封信。胡这时还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王在寄给他的信里讲他投给《光明日报》的稿件修改为见报清样，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北京的搬运工人把王强华的信件连同其他的邮件运上火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一次向全国百姓开播了，虽然，在那个夜晚，拥有电视机还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最快地获取外界信息也是很奢侈的，此前，乡村的人们还只能通过定期集体观看中央新闻电影厂的《新闻简报》，与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音容笑貌近距离接触。
王强华向胡福明寄出修改清样的上个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孙长江此时也正在酝酿一篇文章，与胡福明的文章在立意上不谋而合。
北京和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哲学老师和中共最高理论学府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文章指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
或许是这一年春天的气息让他们嗅到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味道：这年的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一个孱弱多病已过不惑之年的数学家，一个“白专”道路上的人突然成了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胡耀邦在中组部部长的位置上，在春天尚未正式到来的1月即开始了拨乱反正。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老干部接谈组，认真做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要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们中国才有希望。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年的2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一文。文章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些都是春天的征兆，北方的河流开始解冻，一江碧水向东流。中南海的海棠花又一次开放，只是赏花的人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