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林毅夫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从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环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们是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最出名的,就是这种变化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
林毅夫:其实这个变化对我来讲,也不是那么大的冲突,因为前面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学也是一个逻辑体系。应该讲起来,对很多问题他都有看法,这个看法不见得一样,但是它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推论出来的,其实我发现,任何理论都一样,任何学问它最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然后来建立它整个的思想体系。
主持人:那么站在美国,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当时80年代初,80年代中,对于经济的研究的水平,应该说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这样就不是自己做学问的机会了吗?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就使用,所以这个高、低是怎么定的,适用的就是高,不适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国外理论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啊。那么国内的学者,不管是中层研究部门,或者是我们在理论界的,他研究问题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算得上一个高。
主持人:那么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收获还是一个就是说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了解,同时一个很严谨的理论,这个思维的训练。知道怎么样深入去观察问题,那么从问题了解它形成这个现象各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然后从这个了解当中,形成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或者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理论思维的训练,跟理论研究范围的训练,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益最大的。
林毅夫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博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里面,你又选择把农村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
林毅夫:这个有客观原因,有主观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么呢?
林毅夫:主观的原因是中国的问题,农村问题是最大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客观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要外国学生博士论文是写他自己母国发生的问题。在1984年的时候,我想对中国来讲,最清楚的变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关心农村问题,二方面当时农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以中国的改革作为我的论文题目,所以也是一个与祖国关联的一个结合吧。
1983年,林毅夫在美国求学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在分别四年后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这四年的时间,有音信联系吗?
林毅夫:当然有,通过我在国外的亲戚,把信息带回台湾说我还在。
主持人:你们双方之间夫妻之间就是没有打电话?
林毅夫:那当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没有办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说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过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儿?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过。
主持人:你当时已经是一位两位孩子的父亲了,对于孩子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很想知道,这四年是怎么过来的?
林毅夫:当然是,做任何事情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然我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妻子很谅解我,她也跟我有相当共同的理想。那么你要追求一个理想,又不能同时做的时候,总是有人先做,有人后做,但是我相信我们理想是一致,我们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离的非常远,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主持人:那如果没有这次出国留学的话,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隔时间还会更长一些?
林毅夫:是,当时心里准备是更长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里准备其实是多长时间?
林毅夫:这个当时想到也许像王宝钏吧。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这种坚定不移的强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我前面讲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平衡。/在台湾发展当然不错,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标思想是相互冲突的,到大陆来,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内心这么一个统一,那么这个统一跟社会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人,我就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时代对我很好,这个周遭人对我都很好,那么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反过来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内心目标,一定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吗?
林毅夫:这就看你怎么定义幸福。幸福的定义,我觉得中国的,不管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还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还是内心的平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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