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出生在台湾宜兰，原名林正谊。1972年初，还是台大农工系一年级学生的林正谊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随后考入台湾政治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1978年，硕士毕业后的林正谊被派赴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1979年，27岁的林正谊悄悄地从金门驻地下海，孤身一人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而他的家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到达大陆后，林正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林毅夫。
主持人：在当年你回到大陆以后，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你了解嘛，我想这个，我个人回到祖国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是说我在台湾有什么不满。在台湾其实不管是自己的亲人，还是老师，还是自己的长官，其实对我都很好的。那么我回到大陆来，这是我自己对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认为对这个历史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所做的选择。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自己是希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那么我不伤害任何人的话，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消失了，蒸发了，因此，我采取一方面就是改个名字，也算激励自己吧，二方面也不对外任何宣扬。
主持人：为什么当时你会做出那样的一种选择回到大陆来，当时你想做什么事情？
林毅夫：我想你是学历史的，那么我其实内心里面更想的还是想当历史学家，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它的发展总是自己关心的。那我觉得这个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中国要统一才能够复兴。那么中国统一的希望应该是在大陆，那么所以回到大陆来，我想才能够对这个中国的统一，对中国的发展的进程做出贡献。
主持人：一个人能为这个进程做出多大的贡献，你觉得一次这样的一个迁徙能够为这个过程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林毅夫：我想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你是不是参与。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要统一，中国经济要发展，那么统一的希望在于大陆，那么大陆应该经济发展，而我个人如果能对这个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就能够对中国的统一的过程做出贡献。大小当然能力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
1979年的中国大陆正走出十年动荡的阴影，刚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整个国家站在了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线上。而此时海峡对岸的台湾经济正加速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被引入台湾，林毅夫在台湾已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却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主持人：那个时候祖国大陆MBA是什么是不知道的，而且您当时到了北大选择的学经济，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为什么要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林毅夫：因为要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如果我想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体系，那我就没有办法扮演我应该有的角色，所以我想学马列主义是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了解当时社会制度必有的原因是什么？所以那个教育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宝贵的。
主持人：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形容那段教育对您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它的经济体系应该说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理论和体系。
林毅夫：最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情。跟里面他对一些大的历史的看法，我觉得是有不少帮助的。应该讲马列主义我们还是研究得很深。当时没有研究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刚才被介绍进来。但是从研究马列主义来讲，我们很多老师很多教授，他倾注一辈子的心血，他也是研究的非常深的。
主持人：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接受不了的一些东西？
林毅夫：因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非常严谨的逻辑。那么马列主义对我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你沿着这个逻辑，你就知道它是一步一步怎么推论的，那么怎么形成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那么帮助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有一些东西，到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其实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么就是现在西方非常盛行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实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
林毅夫在北大潜心学习，而那时的北大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
主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林毅夫：他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我帮他做翻译，他比较满意。所以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以后，他就写了一个信讲说，如果你到芝加哥大学来求学，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安排一个奖学金。
主持人：那么当时想过没有，去美国留学？
林毅夫：从来没有想过。
主持人：你是一个学经济的人，为什么没有主动的想过到经济学的，有人管它叫经济学圣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学习，为什么你连想过都没有想过？
林毅夫：如果我要想过，我就从台湾去了，我就不用到大陆来了。
主持人：那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林毅夫：当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也是同样仔细考虑了以后，当然去学习，我了解的很多，我对两套体系都很了解，后来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可以做出更好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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