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每月谈：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
- 刘伟:
2012年第四季度政府采取了一些回调的措施，否则很难说。现在的问题同样出来了，企业没有信心政府再去做能力有限，这次下滑从去年持续到现在，很重要的是来自于地方，发生了两大变化，一个变化是现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变了，因为对地方的考核，特别是主要评价标准的GDP指标不再作为重要的根据，不追求这个东西，对激励机制本身就有变化，不是激励发展这方面的作用，而我们国家这些年高速增长，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个激励标准做了调整。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发生了变化，中央对地方债约束力度，市场方面，来自房地产变化之后，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是完成逐步性的增加。来自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投融资能力的约束，来自市场过去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的支持，这两个方面，来自上级政府和市场这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约束机制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对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目标标准发生变化，一个是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这恐怕是现在所谓的投资需求出现疲软趋势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方面短期内要有措施，这是中国的实际。长期靠这个靠不住，要调结构，要靠企业等等这些市场因素，短期来说，在地方政府这方面约束和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加大改革力度，要给地方政府新的资源和明确新的预期。现在等于把旧的一套做了，新的东西没有树立起来，地方政府没有动力、目标、资源，我们可以批评它不作为，这方面我们也很强调，但是怎么作为，目标是什么，激励、资源、约束，恐怕这方面要通过加大政策调整和改革力度，要尽快明确。这个要不明确我们要遏制经济需求疲软下行很困难，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
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两大块，因为要刺激投资需求，找一些产业点，短期很难，但是长期我们靠产业结构升级，短期似乎看起来很难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性很强的产业领域，长期来说，房地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是主导产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不是过于依赖泡沫化，这个要讨论、检讨，甚至要限制批评。在短期作为产业带动的点，现在很难找出更多其他这方面聚焦的产业集中点，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产业来说和房地产的下滑有直接的关系，短期要想纠正，就要针对有直接关系的产业恐怕要采取政策的支持、调动引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投资，一个地方政府行为，一个产业的选择。地方政府这块实际上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直接关系在一起，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没有进一步明确，基建投资这块要想上去很难，光靠中央搞很有限。另外一个产业是房地产短期里要有新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策、力度怎么样各个地方有区别，总的来说要有产业。
2015-04-15 14:51:43
- 刘伟:
关于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提的是松紧搭配，积极财政稳健的货币。针对双方风险是有必要的，不可能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是稳中求进，控制宏观调控的风险，也不可能在两个双重失衡的只顾一头而不谷另一头。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最早在中国提出来是1998年下半年，长期紧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之后我们开始松动，2003、2007年没有变，因为投资领域热，消费领域疲软，不同领域结构方案不一样，当时我们也不敢提全面扩张或者是全面紧缩，保持了这个提法，只不过是强调结构里的差异。反危机之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0月宣布退出，退到积极稳健的政策，但是情况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针对前一个世纪全面扩张，当时温总理的话是组合拳，出重拳，总体上来说是稳健的、从紧的和前一个时期，所以同样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同时期提出来，相对于不同时期的失衡，针对前一个时期的变化，政策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还在提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这个提法下的内容和2010年10月提的不一样，松紧力度要有调整，失衡的重点要有变化，结合方式有改变，恐怕有所不同，很显然要更多的朝着遏制经济下行，稳增长和保就业这个目标的重点进行调整转移。
2015-04-15 14:51:59
- 刘伟:
调整转移的时候有一个技术问题，在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放松比财政政策的放松更重要，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扩张性的财政最重要，当时反危机。那个时候宽松的货币政策整个危机大家没有信心，给了钱也不花，那个时候财政来代替市场是重要的，但是危机之后长期靠财政去投的话肯定加剧通胀的压力，也没有可持续的能力，危机之后复苏的时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遏制经济下行比财政更重要，我的建议就是千别搞反了，别反危机当口的时候大量的用货币，没用，货币出去后根本不管用，复苏后期的时候开始收紧货币，整个企业进来了，能不能松紧搭配，不光是松紧的力度，实际上要有松紧方向，两大政策体系方向都要有所调整，更加强调货币政策放松力度。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货币价格和货币数量，现在也是松紧搭配。中国财政政策是松还是紧，财政支出是放松刺激，财政斥资今年6000亿，占GDP的比重是2.3%，不能说很紧的，但是财政收入税收这块是放松还是紧，这个很难说，要松一块儿松，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要有所控制，不能这头松那头紧，恐怕对现在遏制经济下行也有问题。货币政策也一样，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和货币数量的传导关系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光降一头不行，光降利率，不去影响数量恐怕不行，要动价格数据和数量工具一起动，这样调整松紧力度，对刺激经济可能有帮助。这是投资。
2015-04-15 15:05:57
- 刘伟:
消费这块怎么弄？中国消费需求疲软，原因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上国民收入是政府、企业、劳动者分，税收是资本盈余和工资。这几年工资涨的相对最慢，比例在降低，因此消费率相对低一些，改也不容易，问题是动谁的，让它快，让哪个慢，这个不太好做。微观上中国消费收入差距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以来都在40%以上，最高的07年49.3%，2014年调整了一下，将近47%，还是不低的，这是官方的数据，民间的测算可能更高。这种情况下短期改起来也难，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宏观和微观这两方面不调整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增长不太客观，但是短期做不到，恐怕要有长期的深化改革慢慢调整。
短期怎么办，中国消费需求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是供给不行，中国人到国外去买，为什么不像韩国人买自己的品牌，我们国家发展阶段还没有过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生产的东西不行，不安全，成本高、价格高、质量次，光说中国的母亲到香港买奶粉，怎么不说你的奶粉不行，中国没有超过供给创造需求，真正刺激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把供给管好，安全、标准这些管好。还有人提出来，能不能放开二胎，来之前告诉我一个数，如果全部放开二胎每年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去年放开，我问了卫生委，去年放开新增200多，放开了没生那么多，政策放开不一定，说今年可能多出500万人，一个人2万块钱，包括孕妇消费等等，大概0.3个百分点。还有人说治沙漠，钱不是没地花了，治理沙漠就能拉动多少。还有人说，今年我们拨给地方上的专项款没花出去的积压1万多亿，如果真要实现差不多拉动1.6个点，在7%左右的水平，1.6%可不低了，潜力其是很大的，只要我们把政策设定好，松紧搭配结合好，在稳定增长这方面应当还是有信心的。我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批评。
2015-04-15 15:06:51
- 张大卫:
刚才刘伟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目前经济运行情况虽然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和我们的整体目标衔接一下，整体还是平稳一致的。第二个问题讲到我们现在面临着通胀、风险和下行压力，分析了形成通缩两种因素，良性和恶性的，最后给了一个结论，目前需求的疲软这种恶性因素大于成本下降等良性因素，要对通缩高度警惕。第三讲到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加大改革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力度，松紧搭配方面把握好力度和方向，对怎么样给地方政府一些新的资源和预期，让他们在促进投资拉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房地产政策和其他政策有新导向，引导消费上做哪些工作，改善供给上有很大得空间，只要我们把政策系统设计好，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一会儿大家可以就他提出的观点进行提问。下面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同志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2015-04-15 15:06:58
- 范剑平:
我们对今天上午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有的人把7%主要是看多少年来最低的速度，看的比较空，但是因为事先有也有些机构认为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7%，最后报出来是7%，很多人觉得比预期的略高一点。关于短期的经济走势，容易受很多周期的因素，或者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季度GDP的波动有的时候确实很大。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大家注意力关注同比期，今年一季度让人比较惊心的是环比增速，确实非常紧，只有1.3%。环比折年率，如果不考虑基数不大的影响，简单的1.3%环比折年率，GDP年增长只有5.2%，大概也就到5.3%，这个速度已经滑出了合理增长区间的下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
关于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动力问题，我觉得应该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因为中国正在由所谓的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折的新旧交接，或者市新旧衔接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要素驱动阶段，可以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发挥的非常好。我们在1978年改革开放，一直到中国2010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在30多年的时间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那个时候因为经济增长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都相对廉价，依靠廉价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高速，最高是在加入WTO以后的2001—2007年，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得益于两个发动机，一个是加入WTO以后的出口外需这个发动机，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廉价要素的优势与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那7年平均外贸出口增长超过20%。
2015-04-15 15: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