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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记者:
在我当年读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班的同学都读过1988年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现在为止,我看了评论,95%的读者是没有读过各位的作品的。从历史上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高的奖项,你们觉得到现在为止,地位是不是有所下降?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四位的作品在市场上卖得怎么样?谢谢。
2011-08-26 12:21:15
张炜:
《平凡的世界》在八五年很有影响,得了茅盾文学奖以后,就有更多人在读了,它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这种现象。我这次获奖的作品,还有在座的几位,道理也是一样,因为茅盾文学奖有一个引导的作用,会使作品慢慢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是一个渠道。市场和文学性、文本的价值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不能够统一的。所以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反差,不是说市场越大,作品就销售越好,如果那样的话,文学的评奖,对标准的确立就变得非常简单、单薄。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化,任何伟大的评奖评出来的作品都需要在很漫长的时间水印中去跑,因为纯文学有相对来讲的硬度,需要在时间的水印下滤滤,这就需要时间和读者。有时候积累起来的读者更可靠,有一哄而上的,反而不一定那么重要。出版社给我说销售还是乐观的,几十万册,出乎我的预料,也出乎出版者的预料。
至于说很多人没有读过,我有个体会,我从读者一方得到的热烈反馈是非常感人的,我就不说了。仿佛回到《古船》出版那个年代,那么热烈的回应。但同时又有很多人说这么长,怎么读?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读者一般是不问的,问的人一般是不读的,因为发现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单纯对于作品的阅读也分那么细,有的人专门问,有的人埋头在那儿读,分工细到如此的地步也没有办法,对于作家来讲,有专门问的人比没有还要好。社会有不同的声音,不断地提醒你是非常好的,不是量的问题,作家要多听、多看、要包容。
2011-08-26 12:21:48
文艺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莫言老师,读您的作品有一个兴奋点,对历史的呈现很到位。当代有评论家有一个看法,中国当代作家非常重视历史情节,作品一定要在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呈现,作家是否一定需要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呈现?您的作品今后会不会这样?第二个问题问刘震云老师,从您的《一腔废话》到《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感觉都是在说话,交流的问题,您创作的方式是不是想和读者有交流,想交流什么样的思想和内容?现在信息社会飞速发展,人类未来的相互交流、沟通,您对这个抱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您今后的作品会不会还继续讨论这个主题?谢谢。
2011-08-26 12:22:01
莫言:
历史背景宏大叙事,这确实是作家的偏爱。因为我们回忆一下自己的阅读历史就可以发现,很多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初让我们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记的往往是这样的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等等,篇幅比较长,历史背景很辽阔,上到皇帝下到平民,展现了一个时期民族国家的历史风貌,这样的作品确实有壮阔之美,所以很多作家是很向往的,想让自己的作品具有这样的品质也是无可指责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写不过《战争与和平》,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文学,实际也就是从宏大叙事到高峰之后无法超越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另辟蹊径,产生了新小说。我觉得两种都是可以并存的,哪种写得好都是可以接受的,无论多么好的方式,无论多么理智的选择,如果不能用相应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也不好。我写过《丰乳肥臀》带有历史宏大叙事的作品,也写过模糊了时代背景、时间概念的小说,茅盾文学奖偏爱宏大叙事,实际不能一言而概之,茅盾文学奖也评出了很多非宏大叙事的作品。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对我们的写作能力是一种考验,我们离开了这样一种背景、历史实践,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写出这样的大作来,我想还是有的,因为作家头脑中没有明确的界限,真实和虚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作家应该有能力创造出一种高于生活、高于真实历史,营造出自己的文学实践。谢谢。
2011-08-26 12:22:33
刘震云:
到底是《文艺报》的记者,问题比较专业。我觉得寻找人说话,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一件事。我们的生活在说废话,有用的话到底有多少,知心的话到底有多少,有见识的话有多少?我发现身边有见识的朋友,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开了一晚上玩笑,好象饭桌上特别热烈,当分散之后成了一个人,突然觉得少了什么,因为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孔圣人是有讲究的,说要明明白白活一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证明的是身边多么的孤单,有话没必要说,就好象场面很尴尬,忽然从西安来了一个朋友,他说:“你可来了,是不是找我有事”,是对身边人最大的谴责。所有的作品都在探讨,起码是文学的母体之一,但是对于作者,对我写作最大的吸引力,为什么由说话者变成倾听者,我突然对一个事特别伤感,我想探讨清楚,找谁去呢?我找张炜吗?他在山东呢。我找莫言的话,大哥老是训我,有时候发怵。四点找他们,晚上都睡觉了,有时候生活中的朋友都很忙,有事坐在一起吃饭绝不是朋友,但是你没事别人有事。我觉得作为倾听者非常幸运,这是我写作获得的乐趣之一,我也不知道回答的这个话文艺不文艺。谢谢。
2011-08-26 12:22:47
北京电视台记者:
请问张炜老师,您获奖的作品外界评论过长,评委中也有争论,不知道对这种情况您是侥幸还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充分尊重?请问刘震云老师,您在影视界频频出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回归文学,您有什么看法?对于文学作品过于商业化的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2011-08-26 12:23:01
张炜:
类似的问法我也听说了,首先是评委,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充分相信他们的艺术领悟力和判断力,至于说他们读了多少,应该问他们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基本的文学良知、基本的文学判断和缜密的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至于专家读了多少,这是他个人选择的部分。能不能影响个人的判断,表达自己的文学良知,也是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和判断水准,取决于这点。
读者一般来说是不问的,问的人是不读的,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看到多少读者在问?读者跟你的讨论会很具体,会比较细部和局部,形成共同的看法,那才是真知。如果是仅仅处于好奇、担心,尽管非常朴素,但是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知,我是这样看的,谢谢。
2011-08-26 12:23:42
刘震云:
给我提的问题有点贬义,文学作品已被改编成影视,就好象“良家妇女变成风尘女子”,仔细一想,不是我的作品单独变成“风尘女子”,看看周围的朋友们,幸免的不多。像莫言,像王朔、余华、苏童、刘醒龙,这些催化剂在前头。张炜大哥目前还是“良家妇女”,但很难保证。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常识性的纠正,我并没有介入影视,我的作品介入了影视,我清楚地知道小说和影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奔跑的姿势、速度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非常不一样。如果影视是一条河流的话,要求流动非常激烈,而小说是一个大范围,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以及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但是小说改成影视对于我非常简单,五分钟的事,我没见过影视,但是搞影视的有我的朋友,首先是我不跟陌生人合作,不跟陌生人说话,结果打来电话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作品改成影视,我要么说行,要么说不行,这个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不希望和我有关系。我唯一要做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多少钱”。给5块钱不行,为什么?我说咱们不一样,文学清高,历来不风尘,不干这个,我向张炜老师学习。给你10块钱行不行?15呢?我说成交。千万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就飞了。影视对于文学极大的作用是可以给清贫的作者提供另外一个补贴家用的途径,使他生活得非常有自尊,来北京了,我请他吃饭,我觉得不寒碜,这一点我觉得比其他的要重要。
关于商业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今年获奖的五个人都很商业,为什么书卖得都特别好,大家都知道,村里有一个表弟,一边种地一边写诗,没人知道,他让我看过他的诗,我表弟大名叫刘四化,小名叫大狗,他写的一本书叫《怀念村头的老槐树》,我说你怎么天天写这个?他说:“叔,我特别想怀念纽约,可是我没去过”。孔子,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施耐庵、蒲松龄,这些都是商业的,好的文学一定是畅销的,而且我特别赞成张炜大哥说的,时间的考验是什么?畅销。50年之后,我们五个人的作品一个读者都没有,说是好作品,自欺欺人。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那就是畅销,就是好作品,我觉得商业不是一个坏词。谢谢。
2011-08-26 12:23:52
刘醒龙:
借媒体的话语权,你们替整个出版业或者作者呼吁一下,现在稿费实在是太低了,好不容易写一个中篇,挺难的,结果还不够请人吃顿饭,在武汉差不多,在北京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还得交税。物价涨了那么多,通货膨胀那么厉害,稿费多少年没有人加,而且这个标准是国家制定的,这个很不合理。谢谢你们。
2011-08-26 12:24:06
郭卫民:
今天的见面会大家会认为开得很不错,四位作家和大家都进行了交流。今天的茅盾文学奖作家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
2011-08-26 12: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