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

武松涛是中国派往ITER项目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他回忆，在2002年之前，“我在国际会议上做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研发进展报告，没人真的相信我们，外国专家都说你们中国不可能做出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二机部相关单位就开始着手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到70年代，中科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及一些高校开始布局研究，至今，可控核聚变已经形成了两大基地，分别是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和西南核工业物理研究院，两个研究机构开发的托卡马克装置都有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未来聚变堆必须是超导的。”武松涛说，1998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EAST(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工程立项之后，希望独立建造一个全超导的托卡马克，当时外国同行都不相信中国用2000万美元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武松涛清楚地记得国外研究者们“高傲的姿态”，他们在私下里将中国的计划称为“Paper Work”(纸上谈兵)。2003年中国加入ITER谈判时，国际方面曾专门派出一流的专家团对中国的核聚变研究能力做评估，评估团第一天在北京，第二天就赶到合肥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当时EAST装置正在组装，国外专家在参观了组装部件和计划之后，才做出评价说，“中国有能力进行超导托卡马克的研究”。

2003年之后，我国加入了ITER谈判，国际上为选址争论不休的时候，国内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则顺风顺水，2006和2007年，EAST两次放电成功，标志着中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时具有全超导磁体和主动冷却结构的托卡马克”，美国一名核能专家评价为“对世界聚变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先进科学设备”。

ITER计划除每个成员方必须承担建造费用、具备相应的核聚变研究能力外，还规定，如果成员方不能按时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其任务将交由第三国完成，承担国支付所有的经费。在这样的规定下，ITER将整个计划分成96个大采购包，有的采购包又被分成若干小包，关于目前采购包的分配，武松涛表示，这是理事会的无奈之举，“每个国家都愿意要附加值高的部分”，就是说，大家都想做核心技术研发，为平衡各方承担的采购包任务，考虑到时差，当时的ITER负责人不得不每天早晨5点与各国电话协调，最终把大型的核心技术采购包分解，由几家一起来做。

中国承担了采购包的12个部分。在整个96个大采购包中，最核心部分主要是超导磁体技术、中子屏蔽技术、交直流变流器和高压设备三部分，中国在这些部分中都有作为，分别承担铌钛超导导体69%的项目、全部大型超导校正场磁体、全部超导馈线系统、40%的屏蔽块以及10%的第一壁材料、62%的变流器和全部高压设备等等，与以往相比，我国首次在国际大型合作项目中承担如此多的核心技术研发。

在完成ITER计划份额外，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这次实践培养自己的核聚变人才。

罗德隆告诉记者，整个项目的技术问题，共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叫产出知识产权，是参与各国在计划实施中创造的新技术，是共享的;另一部分是背景知识产权，“就像婚前财产公证一样”，即在项目前各国的技术积累有权利保密，只规定了向成员国优先转让。中国必须通过在ITER项目中的实践，努力发展自身的研发能力，因为当ITER项目完成后，各国进入示范堆建造，在技术上的竞争才真正展开。“中国必须在前期就开始投入，否则到时候人家研制出来咱们再买就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