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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丝毫没有觉得难堪，因为奖品处的老师给了他一等奖的奖品，一块毛巾，又额外添了块舒肤佳香皂。
“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自打村小合并到乡里后，没有上课铃的早晨变得缓慢而宁静。
7点50分，村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小学生来了。“上课。”王立军在办公桌兼讲台前喊了一声。对面椅子“哐啷”一响，小峰半应付似地站起来。
“同学们好。”老师对教室里唯一的学生说。
“老师好。”小峰含混地应了一句。
数学课过后是语文课。小峰趴在二年级(上)的语文课本上，读得磕磕绊绊的。“我要的是葫芦。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他用食指点着，每读几个字，就停下来抬起头，迟疑地看一眼王立军。老师点点头，他才低头继续读下去。
课间休息，王立军陪小峰打了会儿乒乓球，又站在空荡荡的墙根下晒了晒太阳。“要是在以前的学校，这会儿学生们全在这儿晒呢，你挤我、我挤你的。”王立军说。如今，乡间小路上很难再看到孩子们的身影。对面的村小已经变成一家木材加工厂，堆满了粗糙的木头。
小峰也是这个村庄里最后的艾滋病患者了。
2008年12月，小峰母亲艾滋病病发又感染上脑病而去世。这个种得一手好庄稼的女人，走的时候不到39岁，身上还打着吊瓶。
小峰被吓得眼泪也没有了。可是在火葬场，当母亲被推入火化炉时，他哭了起来。
十几天后，天生一副好嗓子的父亲突然说不出话了。王立军骑自行车赶到他家时，这个男人睁着眼睛平躺在床上。王立军把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在两天前，他们还坐在一起抽烟。那时王立军还跟他说：“不要老送孩子上学了，也该让他锻炼锻炼。”
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峰带着家里的彩电、装着照片的红皮箱还有一床军绿色的铺盖，吸溜着鼻涕住进了姑姥姥韩玉君家。这是他在村里最后的亲戚，也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的人。
“我恨他，恨得顶顶的，他死了我都没去看。”如今，提起小峰父亲，59岁的韩玉君仍然咬着牙。“他娶的可是我哥的闺女呀！”当年，她的丈夫老洪看着邻居这个小伙子老实又能挣钱，才把侄女介绍给他。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变卖后，遗产分成了几份。可谁来抚养小峰，几个亲戚却推来推去。姑姑的理由和当年村里的家长们一样，怕自己的孩子传染上艾滋。姥姥也不愿意接他去家里。照片里曾经亲密依偎在一起的家人，在现实面前拉开了距离。
14岁的小峰已经明白了生活中的变故。“我爸还没死，我姑就问我爸，那些钱哪去了。我爸说不知道。我都知道，就藏后边了……我姥姥不要我。我去我姥姥家玩，吃完饭让走，我说我不走，不走干吗，在这呆着。我姥姥就叫我走，我大舅也叫我走，那我还呆着干吗？”
没人问这些问题，可他不知道被触及了心里哪处，眼睛盯着墙角，说个不停。很快，他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双手插在裤兜里，垂着肩膀，偏着头，脸上有些不屑的神情。
韩玉君家没有小孩，她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村委会答应每天支付60元工钱后，她把小峰领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每年还给他过生日。这个男孩刚来时很听话，也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只是在夜里，他常常哭醒。
“想我妈。”在韩玉君怀里，他哭着说。
小峰父母去世后，每季度去防疫站抽血的工作落到王立军身上。这个孩子对他相当依赖，一下出租车，就伸出手拉住老师。
“我俩感情挺深。”王立军说。家里的红富士苹果，小峰挑出最大的送给王立军。有一年，王立军骑车上班时滑倒在雪地里，小峰看他一瘸一拐的，非要让他坐下来讲课，还“闹劲儿不喝水”，因为怕老师打水要走来走去。
这两件事，王立军给不同的人翻来覆去地讲，“我真挺感动的”。
小峰记得别人对他的好。尽管韩玉君会抱怨，他这一年长得“又高又胖”，吃穿比以前费了不少，可小峰知道，村里对他最好的还是姑姥姥。
“姑姥，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把手割破了，把血往他身上抹！”他放了这样的狠话。
对于艾滋病，他还没有显出太多畏惧。在小卖铺里碰见害怕他的外村小孩，他使劲解释：“没事，我出血、你出血，伤口碰一块才感染呢，平常接吻都不会传染。”
他的话把成年人逗乐了。有人忍不住逗他：“你怕死不？”“我不怕。”他飞快地回答。
但他曾跑进村里蓝色屋顶的教堂，跟着大人们一起唱圣歌。祈祷时，他闭上眼睛，“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因为吃药的事，韩玉君这天早上动了气。
“人家想买这个药都买不到，国家白给，你还不吃。你爹妈要是吃这个药，不见得死那么早。”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的韩玉君大声说，小峰歪在炕上不吭声。他本该在早饭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药，可这一年来，他渐渐拒绝吃了。
面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韩玉君很发愁。“孩子大了，又不是父母，又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咱们是伺候，能那么干吗？”
吃药同样也是王立军和小峰之间通常的话题。正式上课前，师生之间总要重复这样的对话：
“吃药了吗？”
“吃了。”
“真吃假吃？”
“真吃。”
“可不兴骗我，那是害你自己。”
这天早上，小峰不说话了，其实他并没吃药。“我忘了。”他承认时缩着脖子一笑，有点不好意思。
奈韦拉平、拉米夫定、齐多夫定，这些读起来拗口的抗病毒药，应该早饭前3片半、晚饭后两片半，每天如此。别人告诉王立军，如果不持续服药，身体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到时就麻烦了”。
听到小峰又没吃药，王立军用手遮住嘴，压低声音说：“我昨天去他们家看了，他那个药片，数儿又不对。”他皱着眉头直叹气，“跟他说了，没用。你说怎么办呢？咱们也就只能起个监督作用。”
比起吃药，小峰自己更上心的是，这个下午能不能在池塘边找到刘立宝，那是他今年才认识的新朋友，和他同岁。
7年来，村里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孩子。有人在路上碰见他，还问一句：“上学啦？”可他依然交不到朋友。大多数时候，他只能到废弃的鱼塘边看老头儿钓鱼，或者跑到大桥边看火车。他记住了鸣笛的时间，下午一点半。
刘立宝是邻村的孩子，俩人在广场跳舞时认识的。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每到晚上就聚集着一群中年妇女跳“14步”和“18步”。两个男孩在这里成了搭档，小峰跳男步，刘立宝跳女步，尽管小峰比刘立宝还矮半头。
起初，刘立宝的爸爸并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小峰来往。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刘立宝觉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车气门芯的男孩强多了。趁父亲不在家，他带小峰回家打游戏机。
“别的小孩不爱跟他玩，都嫌弃他有艾滋病。”刘立宝说。
“操！那谁，刘雨、劲松、张宇他们几个都跟我玩。”
“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负你吧？经常我在面前看着，不一会儿扒拉你一下，敲你一下。”刘立宝模仿着他们打了下小峰的头。
小峰没说话，但他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机会。“我有舞伴，他没有。”“我也有。”“你的是老太太，我的是小闺女。”“你才老太太呢，你那是我老姑，好不好意思，我老姑多大，40了！”两个人抻着脖子叫着。反击失败了。
对于这分迟来的友谊，小峰还不知道怎么珍惜。“你给我滚！”俩人说急了，他总是这样大喊一声。可刘立宝却笑嘻嘻地回他：“我不滚。”没过一会儿，俩人自动和好了。“哎呀，手埋汰了，走，洗手去。”刘立宝拉着小峰走了。
对于小峰晚上去广场跳舞的事，王立军有些矛盾。“你跳舞，锻炼身体可以，但是要早点回家，8点就上床睡觉。”他嘱咐着。
小峰没听他的。有一天晚上他没回家，睡在了大道旁边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姑姥爷老洪找不到孩子，以为他死了，跑去村委会大喊。
这个男孩还偷偷学会了抽烟。他走进小卖铺，假装帮别人买烟。老板本来不想卖给他，可有人在旁边劝：“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讳谈论生死这个问题。曾有一个记者，在小峰家里问他“怎么看待生命”。对外人一向挺和气的王立军那次真生气了，“你这个问题，谁也没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脱了袜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来穿上！”说急了，他把手里的老花镜摔在桌上。
王立军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学校的事情，他明白，这已经不大可能。关于小峰成年后学校还会不会开下去的问题，他也是盯着提问者沉默了半天才说：“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想过。”
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问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说起这些，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抽了两根烟。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刚刚找到好朋友，还有了新宠物——姨夫抓来的刺猬。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刘立宝会不会像答应的那样，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岁了，已经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4年。成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那么确定的事情。（本报记者 王晶晶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