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1名孤儿因艾滋病受孤立 村庄为其单独建小学

2011年11月02日15:29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关键词: 小峰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 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儿童 小学老师 受教育 老师 爱心小学 王立军 教室

音乐课上,王立军和小峰一起唱《天路》

晚上,小峰和刘立宝(前)在广场上跳舞

中午放学,王立军骑自行车载小峰回家

小峰经过村里的小路

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靠近中朝边境。村子不算大,只有500多人,却曾在一条土石横飞的小路两边建了两所小学,相隔不过百米。

并非因为村里的孩子太多了,而是由于其中一个孩子有些“特别”——不得不单独为他设立一所学校。

这所特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不足10平方米。14岁的小峰和63岁的王立军是这里仅有的两个人。

小峰没有同学,也几乎没有朋友,只有王立军陪他读书、唱歌、打乒乓球、玩弹珠。

从外表上看,除了个头儿偏矮、走路抬不起脚,这个男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村里人都知道,自打出生,艾滋病毒就藏在他的身体里。

7年前,村小一次寻常的开学典礼后,家长们发现这个“危险”的男孩居然成为自己孩子的同学,便用罢课、上访的方式来表达恐惧与不满。3天后,小峰被迫退学。为了满足他受教育的权利,村委会腾出一间办公室,建起“爱心小学”,并请来外村已退休的王老师单独授课。

自此,周一的早晨,村里会一前一后升起两面国旗。学校门前那条并不算宽的土路,是这个男孩与正常世界的距离。

由于缺少生源,村小几年前与其他学校合并。村里的孩子都转学到了乡里,除了小峰。他成为留在村里的最后一个小学生。

3年前,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相继去世,小峰的身上也开始出现疱疹。这意味着潜伏期已经结束,他成了艾滋病人。

然而这所孤独的学校始终存在着,尽管小峰读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级。唯一的老师王立军总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边,透过玻璃寻找土路上那个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学生。

“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这个家庭留下的记忆躺在一只带“喜”字的红色皮箱里。如果只是翻看这些照片,很难在其中找到异样的蛛丝马迹。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举止做派像个十足的城里人。在儿子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中,他戴着当时流行的茶色蛤蟆镜,穿着黄色圆领T恤衫站在美国街头,潇洒地摆了个叉着腰的姿势。

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在1992年的农村,这让邻居羡慕不已。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渔船几个月才能靠一次岸。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这对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车开到村子旁边,人悄悄地走进去。只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人员戴上了手套和口罩,还穿上了防护服。

血样送到市里检测后,结果也是HIV阳性。

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尽管有村民模糊地回忆起,那段时间他们曾经大吵过一次,娘家的亲戚还怂恿他们离婚。可俩人继续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顾防疫站劝告和亲戚反对,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

村庄往日的秩序不复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们很少再去串门。接下来是工作。擅长泥瓦匠活的父亲在附近打零工,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钱结算了。

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王立军从外村来给小峰授课,很快就感受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恐惧。一次,他在村口理发店剪头发,有人当着他的面毫不掩饰地对理发师说:“哎呀,你以后可别让那小孩来剪头了,你这生意不就砸了吗?”

小峰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在亲戚们的记忆里,幼时的他长得“滴溜儿圆”,爱说又爱笑,跟现在完全两个模样。只是,他从来也没有朋友。在一位小卖铺老板的记忆中,他总是一个人推着小铁圈在路上玩,那是他偷偷拆掉的家里冰箱轱辘。

2004年,小峰7岁了,他时常到村小的铁栅栏门前张望——村里几十个小朋友都在那儿,他想和他们一起打弹珠、摔烟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

“你彪(傻)了?别人不干你干呀!”

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坚称:“要是他来学校学习,那俺们孩子只能转学。”

学生越来越少。到了集体罢课的第三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校长让小峰母亲把孩子先领回家,然后向防疫站和乡政府反映了这件事。

当时,地处边境的宽甸县刚刚被划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领导们对这件事挺重视。县教育局、防疫站、乡政府及村委会4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快赶到村小,和61位学生家长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防疫站工作人员就把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又解释了一遍:“这个病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染,打喷嚏、咳嗽都不会传染。”

“那如果孩子玩起来,我孩子手破一块皮,他手破一块皮,感染上艾滋病了怎么办?你政府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也认了。”一位家长反问道。

没人能回答。

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找的两个老师都声称“身体不好”。

5次集体讨论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第六次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刘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选是乡农机站技术员老金,他高小毕业,又算干部,这位副乡长希望他能“从大局出发”。然而临近开学,老金突然反悔了:“刘乡长,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妇不同意。如果我去当这个老师,我们家就要把我开除了。”

刘晏清又问了几个人,结果还是一样。这时已经是11月了。王立军是他找到的第五个人。

接到刘晏清电话时,王立军正被抽调到小峰家这个村,刷写防艾标语。如今,他亲手刷上的“相互关爱,消除歧视”8个白色大字,还留在村小的砖墙上。

王立军黑且精瘦,额头上横着5条深深的抬头纹,手上还有被玉米杆割破的紫色伤痕,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庄稼人。他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听说过这家人的事。他看过宣传册,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样兴师动众”,它是可防的。

“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他一摆手,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开多少钱。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还去学校当老师,就教一个学生。”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一个艾滋病小孩。”

“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任凭王立军接下来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你要干就别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军和女婿说起这件事时,妻子仍在旁边不依不饶,“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开通,“没事,这个病就那几个传播途径,别听他们瞎说。”妻子没再说什么,王立军就当她默许了。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篮筐是绑在电线杆上的一团铁圈,只有村小那个标准篮架一半高。

见到小峰第一面时,王立军有些意外,这个被母亲领来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经过完7岁生日的样子。在母亲的提醒下,小峰叫了声“老师”,又鞠了一躬。王立军伸出胳膊,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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