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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呼吸时，胸口有时会响起一阵成年男人打呼噜似的声音。他学会了咳嗽时转过头，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边。
他几乎没再去过对面的学校。除了一次电视台录像，记者让他站到村小大门那里，他两手攥住铁栅栏，一张小脸贴了上去，茫然地向里面张望。
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病。”
“他们是谁？”
“就那帮小孩呗。”
“什么病？”
“艾滋病。”小峰轻描淡写地说。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村里许多人说，这个孩子不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问题。第一年上学，小峰花了4个多月才学会从1数到100，而且还是王立军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着学会的。现在14岁的他终于学到了两位数乘法，但乘法口诀还是背得不利索。
“我觉得吧，这个事得这么看。”王立军解释着，“他的童年太封闭，智力开发不够。小孩玩弹球，你输几个，我赢几个，就是学加减法呀，可没人跟他接触呀。”坐在教室里，他提高了声音为自己这个学生辩护。
王立军和小峰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外孙女都长。每天早上，他骑5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教室后先烧一壶水，倒水都不让小峰动手，因为怕他烫到。铅笔，是王立军削好的。连手纸，他都撕好了叠成块。
这个得过脑血栓的老人，还要甩着胳膊摔烟卡、蹲在地上弹玻璃球。这时，小峰变成了裁判，他不停地告诉老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得听他的。”王立军说着，撇撇嘴。
自打“爱心小学”成立后，王立军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2006年，他们还和其他几个艾滋病儿童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已经9岁的小峰是几个孩子中最矮小的。《新闻联播》播出的合影画面里，他缩着肩膀，把半个身子藏在别人背后。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教室里。
小峰成了附近的名人。外村人还给他起了绰号，“艾哥儿”。清扫村路的女人们见他经过，突然都停下了手中的铁锹，直起身盯着他。“是不是这小孩？”有人指指他悄悄说。
为了怕人认出来“嫌弃”，王立军带小峰去街上理发时，每家店只光顾一次。
只有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教室里没有歧视。王立军从来不主动和小峰提起“艾滋病”，他还想着，社会关注多了，小峰有一天就能回到正常学校里。
从一开始，王立军就想让小峰在这间特殊的教室里体验到一个正常学校所能拥有的东西。贴在教室墙上的课程表里，标注着教师到校时间、学生到校时间和升旗仪式时间。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但他总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讲课。除了语文和数学，他还开了体育、音乐和美术课。他带着小峰春游，最远的一次坐车去了100公里外的丹东。小峰在游乐场里开了碰碰车，他记得那里的羊汤好喝极了。
今年六一儿童节，王立军试探着给隔壁村的小学打了个电话：“你们哪天开运动会？俺们不参加，我就领我学生去看看，开开眼界。”那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检录组还特别增加了小峰的名字，让他参加60米短跑。
“我跑得太慢了。”说起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赛，小峰缩着脖子一笑，露出一颗蛀牙。“我脚不行，不知道怎么了，我是鞋大呀还是怎么呀……我是最后尾，倒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