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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到了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
同时，北京第一次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分配时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导致很多大学生毕业分配不到工作。
就在当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同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生留京实行了“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的办法。
至此，“留京指标”终于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指标”。
而此时的小西，刚刚升入高中，在父母的教导下，还坚定地怀着成为“北京人”的梦想，俨然不知千里之外的惊人变化。
据介绍，当时，留京指标是由北京市教委制定并下发到各个学校的“限量指标”，数额大概是各校非京籍生源人数的10%~25%，而且每年都会有数量波动，主要针对本科及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是‘不限量’的，都可以获得留京指标。”
在当时，“留京指标”成为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随后，再拿到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
但是，“第一道关卡”从设立之初就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指标很少，所以各学校为分配资源都制定了不同的规则，普遍都是按学习成绩排名。”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学生们对于这种“以成绩论英雄”的规则自然不满。“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规则’的公正性，甚至有人提出，与其在名牌学校做‘凤尾’拿不到指标，还不如去普通院校做‘鸡头’，赚个便宜。”上述人士说道。
2002年，小西终于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北京的大学生”，而那一年，恰好是对“留京指标”争议最多的一年。
在2002年，北京市教委制定了统一的针对所有北京大学生的“留京指标”要求：“北京市所紧缺的23类专业人才”；“毕业院校范围应在所规定的281所院校(北京49所)中”；“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其英语水平最低应通过国家四级水平考试”。
此外，也有特例，“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的毕业生可不受专业限制被引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