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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
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不是老人的第一次了。
2007年2月,赵永明目睹了投资2.5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18岁。2008年,他赶着告别23层的天涯宾馆。2009年2月,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只有15岁的沈阳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
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浙江杭州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爆破当天,众多师生蜂拥而至,有的放声大哭。
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按市政府的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感慨:“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别了,“楼坚强”
在从事爆破工作、戴着安全帽的毕国成眼里,相比那些“楼脆脆”、“楼歪歪”, 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的辽宁科技馆,实在是个“楼坚强”。它的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因此,原定的1200余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了1889个。
这样的“钢铁战士”死在自己手上,连毕国成都很心疼。
可在范柏乃看来,很多建筑不是倒在爆破工手上,而是倒在对政绩工程和GDP盲目追求的某些人手上。
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 “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认为“政绩说”更值得关注。
课堂上,每次讲到新近“死亡”的“短命建筑”时,范柏乃说自己从农村学生眼睛里,看到了很复杂的东西。农村大学生问他,为什么一个农民建一座房子要用掉二三十年的心血,而政府对一个造价几亿元的楼说拆就拆?
“这严重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规划本身患了“近视”,缺乏远见,但说到底,更大的问题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
一届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改来改去。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范柏乃表示,其实,这些建筑就算已过时、建筑功能发生改变,本也可以做到“二度开花”,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