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参与2015后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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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实施2015后发展议程的挑战
尽管中国基本上完成了MDGs的大部分指标，但仍有个别指标无法完成，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任务艰巨。实现MDGs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更高远、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不仅如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期许的增加，也将使得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角色的扮演较以往更加困难。
1.国内发展方面
（1）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
通过考察中国2010-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进展可以发现，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13个MDG子目标，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7个子目标也有望实现（likely），但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指标无法按期完成（unfulfilled）。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重：水和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各种污染继续挑战环境的承载能力，废物处理设施和能力却明显缺乏；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修复和保护资金却严重不足，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急需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难题。其一，一方面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但另一方面，这又会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其二，在一些落后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是当地赖以生存的条件，但由于环保意识和经验不足，人类活动又会威胁生物多样性；其三，目前，环境保护问题早已刻不容缓，而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动力尚待发掘，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难免影响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加剧环保资金不足的困境。可持续发展寻求的是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的均衡发展，如何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确保两者的均衡、协调发展，是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常态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不平等问题
尽管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不平等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等等，涉及区域间、城乡间、性别间等。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收入不平等的国际警戒线是基尼系数=0.4，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0.491，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尽管此后有所改善，但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73，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非常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甚至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平衡，质量差距显著，中国仍然面临改善教育资源不平等、平衡义务教育发展的艰巨任务。就业机会不平等在性别、城乡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在性别不平等方面，女性在就业市场受到明显的歧视，她们所从事的职业整体上更偏向于低技能和辅助性，享受的薪酬待遇也远低于男性；在城乡不平等方面，尽管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口等同的就业机会和保障。不平等容易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战。
（3）非政府部门的作用被忽视
无可否认，政府部门是引导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可能存在各种限制。私人部门的参与不仅可以弥补政府部门扶持资金的不足，而且能够帮助监督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尤其是，他们在项目合作方面往往拥有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更拥有非政府身份优势，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数量逐渐增加，也在逐渐参与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但是，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是被严重忽视的，与政府部门相比，它们在市场进入和运作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部门针对这些非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又十分匮乏，导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更加受限。这与发达国家对非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情况大为不同。
与此同时，公私合作虽然能够弥补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发展计划的缺陷，但究竟什么情况下可以利用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PPP适用于什么样的项目，这些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中国尚在探索过程中。公私合作方式关乎各方如何进行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目前，PPP多用于中长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较适合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然而，PPP牵扯众多的部门和主体，周期长、收益慢、风险大，其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机制却不成熟，私人部门可能承担过多或过少的责任，其收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寻找到双赢的公私合作方式，充分发挥PPP的最大效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如何更好地引导和鼓励非政府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进程，充分发挥公私合作的优势，是中国政府部门未来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4）创新能力不足
衡量一国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定量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研发投入、科研人数、科技论文发表数等等。第一，以专利申请数来看。近十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飞速增加，2012年甚至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专利申请总数的增加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发达国家，因为以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12年，中国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数为415.62，大约只有日本和韩国的10%，德国的20%，不到美国的30%，也明显低于英法等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各国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申请国际专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专利合作协议（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这个平台。2012年，中国每百万人的国际专利PCT申请数是13.79，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专利PCT申请数分别为韩国235.72、日本341.19、德国233.13、美国165.19、法国118.76、英国77.30，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可见，以人均专利申请数来看，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相差甚远。第二，以科研支出来看。2011年，中国的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4%，远低于主要的发达国家（韩国3.74%、日本3.26%、德国2.84%、美国2.77%、法国2.25%）。第三，以研发人员来看。2011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为2107，而同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数分别为韩国7415、日本6832、德国6933、法国6328，中国尚不足主要发达国家的1/3。 科研支出和研发人员方面的巨大差距再次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
2.国际发展合作方面
（1）国际发展合作不足
尽管所有的全球发展目标都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与多边发展组织之间的合作却较少，且合作程度不深。以国际发展援助而言，由于中国等新兴援助国与传统的发达国家援助国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援助原则和方式，因而彼此之间更多是相互质疑，较难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与其他新兴援助国之间的援助合作也很少。此外，三方援助方式在中国总援助中的占比也很小。如果不能进一步加深各方之间的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会因此变缓。
（2）“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责任问题，迫使它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很多发展困境，始终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之南北两方固有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实施也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发达国家非但可能会不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反而可能借环境问题限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也不得不令人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