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主要研究结论

2.1  中国的绿色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但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的水、空气和土地等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污染问题。根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保部，2014），中国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十大流域的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1]的比例分别为71.7%、19.3%和9.0%；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9.6%。在空气方面，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74个重点监测城市如果按照新空气质量标准衡量，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达标，达标率仅4.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0.7%。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紧密相连。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张平，2011）。中国的能源消耗从1990年的9.87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12年的36.17亿吨标准煤，增长了3.66倍（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人均生态空间越来越短缺。2008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2]为2.1全球公顷，为其自身生态系统供给能力（0.87公顷）的2.5倍（WWF，2014）。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中国各地显现。极端天气现象（洪水、干旱、蔓延全国的雾霾天气等）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已切实威胁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公众的日常生活。2013年以来，中东部地区持续高发的雾霾，引发公众对空气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关注。2013年1月底，全国雾霾面积就达到143万平方公里（董冠洋，2013）。2014年2月20日起，浓重的雾霾在北京及华北大部分地区持续7天不散。

此外，中国还面临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对比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近20年走过了高速经济增长和高碳排放的发展之路。对比2009年中国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World Bank，2010；BP，2010），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5倍（图1）。并且，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2050年全球升温幅度要控制在2℃以内，留给中国的排放空间极其有限。按照模型的基准情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6年开始进入增长的平台期，但要到2042年达到峰值后才开始真正下降。202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115亿吨[3]，并开始进入缓慢增长期，即不大幅增长，也没有明显的下降，2050年仍然保持在116亿吨左右。

图

1　世界主要国家GDP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化(1990～2009年)

（数据来源：2010年世界银行和BP公司数据）

国内的环境压力和碳排放约束，要求中国走更加低碳的道路。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发布的《2013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报告》，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9亿吨[4]，占全球排放比例约为29%，约为美国和欧盟之和，新增排放占当年全球排放增长的2/3（PBL，2013）。即使在模型的强化低碳情景下[5]，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仍然不够明显。在该情景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23年出现，排放量约为91.91亿吨，之后开始下降，但直到2050年仍维持在70亿吨以上。对比本研究与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所（ERI）（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09）、英国Tyndall气候研究中心（Wang T.,2010）、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Zhou N.,2010）和国际能源署(IEA,2010)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不使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相关技术和推出影响经济的强制减排措施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很难有大幅下降（图2）。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直燃煤比重过高是引发雾霾污染的重要原因，进行煤炭总量控制势在必行（表1）。中国的煤炭消费量从2000年的14亿吨增长至2011年的34亿吨，11年间增长了143%（国家统计局，2013）。201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超过全球的50%，煤炭占国内能源消费比重接近70%（BP，2013），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面对这种形势，《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规定2015年全国煤炭产量和消费总量都控制在39亿吨左右（国家能源局，2012）。如果想缓解环境问题，还需要制定更强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计划。煤炭消费的减少，需要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类型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