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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感受区域差异大
具体到城市,农民工生存感受差异较大:从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从社会支持角度来看,青岛样本的社会支持最高,而上海样本最低;情绪倦怠感上,北京样本的水平最高,杭州样本最低,社会距离东莞样本最高,大连样本最低。
由此可见,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对应,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经济竞争并不剧烈的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
工作及经济收入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强劲,自我定位决定其幸福感
不同工作状态的农民工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有工作和无工作在很多维度上的幸福感是相同的,这说明工作所带来的幸福感很低。
不同月收入的人群幸福度没有明显的差异。从数据上来看,月收入4000-5000左右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但是月收入低于1000的农民工幸福感也并不是很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幸福感受到经济收入影响的程度是偏低的。
反而从农民工自我定位的社会阶层来看,社会低阶层的农民工幸福感显著低于中层和高层农民工,所以农民工的相对社会地位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很大。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生存感受"的影响
不同性别的样本生存感受上没有非常明显差异:女性在整体幸福感上高于男性,男性对未来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等的幸福感都偏低;女性社会支持感水平普遍高于男性。
不同年龄的样本出现较明显差异:年轻人(16-25岁)群体在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上都要高于年龄大的群体(26-44岁);年龄大的农民工情绪倦怠感更高;年龄大的群体社会距离感略高于年轻群体。
受教育水平不同,幸福感存在差异,但是初中、高中和大专群体的农民工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感越高,社会距离感越低,情绪倦怠感也越低。
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主观生存感受从各个维度都相对要差,这说明现代社会需求农民工的工作可能还是体力工作,同时对年龄大的农民工的保障和福利等关注很低,教育程度的限制等等让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感到更加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