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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应急预案都是战略性的”
记者:目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城市应急预案发展水平如何?
史培军:总体来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应急预案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简称市应急委)由市长郭金龙牵头,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3分类、51种,我本人也是北京市应急委的专家,可以说重视程度是高的。
但是为什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雪灾、水灾时市民的感觉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换句话说,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了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像6月23日在晚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灾难都不一样,无法预测,缺乏灵活和细致的考虑。所以说总体在改进,局部在恶化,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记者:市民在面对城市自然灾害时应做出怎样的应对?
史培军:关系到个人,我们在防御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识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远。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保命,还是保财产?6月23日在大雨中推车被卷入下水井中不幸身亡的两名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是例子。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南水北调”还是“北人南调”
记者:您提到的城市建设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但是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资源非常有限,像国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军:这就回到了要解决城市病这一问题的根本对策,即城市的规模是要有限制的,不应该无穷地增长。对任何一个特定自然地理区域的大都市来说,它的自然负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不应该是更麻烦。我认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
人口增长负担过重和过快的城镇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和人与自然负荷的资源的矛盾日益紧张。
记者:如果严控城市外来人口,是不是也影响了更多人追求教育、医疗等优质生存条件的机会?
史培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是有限度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原占不到1/3的地区,要养活近2000万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尤其是这几年的水荒,就显得非常突出。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进展之中,目前还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北人南调”是否可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至于控制外来人口是否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权利,首先城市的发展要保证已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要真正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单纯让他们进城就可以了。进城不是根本问题,收入低、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公共卫生资源才是他们进城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加大了对农村、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靠提高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异而不是单纯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