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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人口问题不是今年两会才提的，前十几年、二十几年就讲得很多，只是没出台具体措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对本报记者表示。
2011年，“人口”成为北京市两会上的关键词之一。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日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1年北京将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规范房屋出租行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如何看待相关政策？翟振武对此详尽作答。
城市化不能“一刀切”
记者:在您看来，北京人口聚集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有哪些?
翟振武:这话不妨先从上海说起，上海周围有很多中型城市，形成了一个城市群，因此很多人并不选择在上海工作，而是去无锡等地。但是京津冀的城市却呈“双峰型”，除天津之外，没有什么城市能够承担起“分流”北京市人口的作用。
此外，北京的区位优势明显。首先是教育资源等资源聚集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其次，北京拥有多个“中心”的称谓，聚集了很多功能。
记者:北京人口数量过多，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今年春节，很多人都“回老家过年了”。北京的生活又不方便了。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北京人口数量问题？
翟振武:过去几十年，北京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快速增长。通常一年要增加50～60万人。这么快的增速给北京的公共服务带来了很大压力。
其实，国外的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聚集的阶段，其间也有交通等问题，也出现了“城市病”。事实上，伦敦、巴黎等城市都有意识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经过几十年，“城市病”有所缓解。
城市发展是有阶段的。比如，北京进来很多人，但各种设施建设没跟上。现在对人口进行有序管理，以后，再适度放宽控制，继续聚集。这叫“适度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如果用北京的总面积除以总人口，北京市的人口密度并不大。但北京的问题是“五环以内拥挤”，资源、人口都集中在狭小的空间内。
北京的水资源是制约人口承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北京平均每人的水资源占有量不到300立方米。按此计算，北京最多只能养活1600～1800万人，而实际上北京的水资源一直处于“超量使用”状态。
记者:让农民进城，才能进一步实现城市化，但是现在受到资源环境等因素制约，北京又确实需要有序管理人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翟振武: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推进城市化不能全国“一刀切”。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语”，我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对的。比如，石家庄大力聚集人口，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没错。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连续30年人口高速聚集、非常拥挤的城市依然实行快速的城市化，就不利于它的发展了。
租房背后的产业结构
记者:规范房屋出租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有序管理人口的作用？
翟振武:控制出租房，可以被看作是措施之一。但是，这一措施是国家有关部门公布实施的，所以，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控制人口。
房子被打成“小隔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出租房要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才能出租。
这项措施对控制北京人口数量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在北京，要有一定的收入，才能租得起“合规”的房子。只有效率较高的企业才能为员工提供这样的收入。这就产生了连带效应――“以业控人”，促使北京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不少人提到的“很多人离开北京回老家过年后，北京的生活就不方便了”，这问题恰恰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加以解释。
首先是生活的方便应该有“度”。打个比方，你能想象打开办公室的门，就可以买油条、买烟吗？走出200米买盒烟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叫做“不方便”。
此外，应该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管，设定最低工资，提高待遇水平，才能有效“倒逼”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本报记者 何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