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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垤玛乡，是两年前的事，垤玛乡司法所所长李龙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当时他的工资卡上只有40余元钱。之前，从红河县城到垤玛乡是弹石路，109公里走了5个多小时。如今，这条县乡公路已铺成水泥路，这次乘坐的便车也花了3小时。
17日，进入垤玛乡境内，到处是陡峭的山梁，土质都是沙石土。“这样贫瘠的土地，肯定长不出好的庄稼。”一路上，随行的调研组人员感叹道。
垤玛乡的村民很少去县城，赶集大多去附近的元江县。从垤玛乡到红河县城有109公里，到元江县城只有70公里，路况较好。
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
但土地贫瘠、产量低
这个乡是典型的农业乡，坡地比水田多，全乡总耕地面积16810亩，人均耕地1.3亩，但大多比较贫瘠。种的粮食以荞麦、玉米为主，有部分水稻，但产量非常低，水田亩产只有350公斤，玉米的亩产量只有160公斤。直到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仍与祖祖辈辈一样，没有多少改变。随着政府支持、农业科技入户，现在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垤玛乡是红河县的西大门，与墨江县龙坝乡和元江县毗邻，辖区总面积197平方公里。由于乡政府驻地是一个小坝子，故名为“垤玛”(哈尼语称坝子为垤阿)。
垤玛乡境内地形复杂，群峰起伏，沟壑纵横交错，海拔1146—2580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9℃，年平均降雨量1628毫米。全乡辖6个村委会、73个自然村、82个村民小组、15201人，劳动力7423人，全乡哈尼族占总人口的98%。
改革开放前，垤玛乡的经济没法用数字来形容。我们来看一组改革开放后的数据：1978年全乡财政收入1.8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1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0元，粮食总产量400万公斤，农民人均有粮100公斤。
即使到了2010年，农村经济总收入458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1987年的114元增加到1891元，农民人均有粮同比1987年的150公斤增加到 284.5公斤。虽然水资源丰富，但水利设施差，全乡186条水沟，只有一条水泥引水沟，其余的都是泥巴沟。人均耕地不算少，但产量低，形成“望水兴叹、望地兴叹”的局面。
全乡一万多人与自家牲畜同住
乡政府的一份材料显示，全乡15201人中，有2773户11092人与自己的猪、牛、鸡住在同一间房子里。
19日，在垤玛村中明村民小组，拴在客厅里的水牛看着主人朱好龙进来，抬头看着主人叫了一声。朱好龙摸了摸水牛，水牛乖乖睡了下来。
在楼梯转弯处，朱好龙打开小门，一窝小猪从里面跑出来。朱好龙的房子大约有60平方米，一楼被隔成3个卧室，他的母亲住一间，朱好龙夫妇住一间，小儿子夫妇住一间，还有3个小孙子与奶奶、朱好龙夫妇住在一起，客厅与厨房连在一起，客厅里还有火塘，另外就是牛、猪所住的地方了。
在塔普村，李黑者夫妇都外出打工去了，他的家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面积。他有4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李农农带着妹妹与弟弟在家。大女儿带着小妹妹住在一张小床上，床旁就是1头母猪与10头小猪睡的地方。弟弟与妹妹没地方睡，只能与奶奶住在一起。
在村里采访非常费力，40岁以上的人基本听不懂汉语，也不会说。就连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半文盲。乡政府统计，全乡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50%。
种地要倒贴
在外乞讨，一个月至少也有1000余元
乡党委书记李文勇不怕说自己的家乡很穷。一名村民算了笔账，一亩山地平均能产160公斤玉米，按现在的市场价，最多不超过300元，从挖地、种玉米到收到家里，至少需要8天，劳动力每天40元，还要加上至少20元的肥料钱，种一亩山地要倒贴40元。种地倒贴，不少村民不愿种地。
种水稻也好不到哪里去，水稻亩产350公斤，可以卖700元。除去劳动力成本、化肥、农药，一亩地最多能挣200元。村民算完这笔账后笑着说，在这个地方当农民真的很苦。前几年，在外面乞讨，一个月至少也有1000余元收入。两者比较，还是外出乞讨最划算。
“老公外出每年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农闲时外出擦皮鞋、因家庭贫困外出擦皮鞋”、“外出打工两个月赚4000元，每月剩1000元”、“因疾病无法自付医药费所以乞讨”……这是红河县扶贫工作人员的入户问卷调查表中填写的外出劳务原因。从中可以看出，这已不是单纯以谋生为目的的乞讨。
在采访中，也有人表示因为建新房而外出乞讨。虽然可以吃饱，但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多一点钱治病、每月多增加些收入。但在因科技、地形、特色产业发展缓慢等原因限制下，在家种地仅能维持温饱。为能多增加一点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很多人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因为打工几个月的收入，就相当于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
垤玛村委会中明村小组的朱哈生带着爱人及3个孩子外出打工、乞讨。为什么要让孩子去乞讨？他说，一家7口人共有2亩水田、10余亩旱地，但种下去的玉米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水稻一年一熟，两亩水田收获的稻谷难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因此在农闲时，他便外出打工。不论是做建筑工还是擦皮鞋，由于会说汉语，他每天能赚四五十元，每月能剩下1000元左右。他说：“在家干一年，基本上也剩不下多少钱。”
但外出打工同样有很多制约因素。很多人文化素质不高，除了种田外不再具备其他劳动技能。由于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很多人外出，只能选择到建筑工地或小餐馆打工。在红河县以北地区，他们的生存同样艰难。不会说汉语，又不具备太多的劳动技能，最终一部分人只能乞讨。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不及城里人一个月工资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原本垤玛乡村民不会乞讨，为解决温饱的人尝到行乞的甜头后，村民踏上集体乞讨路。有人将鲁迅的名言改编后描述了垤玛乡村民集体外出乞讨的情形。
没人能说清垤玛乡村民集体外出乞讨的具体时间。
现任乡长唐斗们脑海中有着这样一个画面。从1980年前后，垤玛乡有了第一批外出乞讨人员，不过那时纯粹是为了温饱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乞讨人员背着粮食从外地回来。
乞讨行为在1990年前后达到高峰。那时的收容遣送站，有很多垤玛乡的外出行乞人员。最多时，整个寨子的人集体外出乞讨，寨子都变成空寨。政府会经常接到昆明、玉溪、个旧等地收容遣送站的电话，乡政府不得不用卡车一车又一车地将村民拉回来。现在也没有数据记录，究竟从全省各地拉了多少次。但不少村民回来后又踏上乞讨路。
巅峰时，外出乞讨人员近千人。本月18日，在乡政府听到这个数字，在场的红河州委宣传部、红河县民政局、扶贫办等各部门组成的调研组工作人员，个个抬起头看着汇报工作的乡政府领导，嘴巴张得大大的，都感到非常惊讶。
随后，政府采取很多措施，宣传外出行乞的弊端，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劝说上。当地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后，1997年，外出乞讨的村民逐渐减少，乡政府还召开了“告别乞讨，勤劳奔小康”大会。从此，垤玛人多年的行乞行为由大胆公开转变为相对隐蔽。
但乞讨风气并没杜绝，仍有不少村民悄然组队外出行乞。政府只要接到举报或警方的电话，都很快将这些人接回村里，耐心做工作，但效果不是很好。
没有一个好的规章制度，就没有办法管理这些组织未成年人外出乞讨的行为。2010年1月，政府举行了打击非法组织乞讨听证会，最终形成严厉的处罚措施，对非法组织乞讨人员，发现一次，按非法组织乞讨人数的多少，人均罚款1000元。第二次发现的，人均罚款2000元，同时还取消家庭享受所有强、农惠农政策。对同意或纵容子女参与非法组织乞讨活动的农户，罚款1000—3000元，第二次发现的，罚款2000—6000元。学生参与非法乞讨活动的，取消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不准参加各项评优活动。所有的机动车司机不得违反规定载未成年人等群体外出。对违反规定的，组织和利用他人乞讨的，移交公安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处理。
这些规章制度出来后，取证是一大难题，因为无法确定谁是组织者，也没有处罚一例行乞的组织者。
这本是一个严厉的措施，但并没能彻底阻止许多人外出乞讨的“淘金”梦。深层原因是什么，或许数据最有说服力。
红河县总人口大约29万人，贫困人口有13.4万人；垤玛乡总人口15201人，贫困人口12926人，这其中包括绝对贫困人口4586人，绝对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在570元左右。
红河县有弱势群体(残疾人)18482人，其中垤玛乡982人。
红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115元，其中垤玛乡1891元。
全县农民人均有粮300公斤，其中垤玛乡284公斤。
18日，以最快速度读完红河县委、垤玛乡提供的数字，心里为之一震，一个县有近半的人是贫困人口，垤玛乡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85%，垤玛乡一名村民全年的纯收入不及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 (都市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