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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有儿,还是城市“光棍”
在中国,像刘建飞和张晴这样出生于1980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已有8487万,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但是发生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情感困境,既不止是这些“嫁娶之难”,也不止是年轻打工者所独有的困扰。
11月8日晚,33岁的刘全保和以往一样给甘肃老家的妻子打了电话,“天冷了,等过两天发工资给小静买个羽绒服寄走吧……”。
刘全保8年前结婚,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算起来已有10年,他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报纸,干过油漆工,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队长。原本也在北京打工的妻子自从有了女儿小静之后,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父母。
小静今年7岁,刘全保夫妇的两地婚姻生活也已持续了7年,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刘全保将每年回家的次数由1次提高到了如今的3次,但是7年来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就半年。
“谁不想多见见老婆孩子,但是老家太远,回家一趟费时又费钱,请假还要扣工钱。”刘全保说,两地分居后,妻子在家还有孩子和亲朋可以依靠,而自己在北京其实还是个“光棍汉”。
在同事和街坊邻居眼中,长相憨厚,为人实诚的刘全保是个可以让妻子“放心”的老实人。但是,刘全保却并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小。他计划过两年就离开北京,回家做点小生意,“总不在一起,一家人就生疏了,在农村一个女人持家不容易,家里也不能总没有男人。”
由于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子女教育门槛较高,像刘全保这种,丈夫在城打工、妻子在家抚养孩子,或者夫妻同在外打工,将孩子交由老人抚养,已经成了中国大多数已婚农民工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让分居两地的家庭成员都承受着滋味各异的孤独和牵挂。
都市角落中,不可忽视的情感诉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平均年龄36岁。这个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进城大军”,他们城市底层辛苦奔波的同时,还要忍受异乡的孤楚和情感的压抑。
“谈到都市婚恋话题,我们往往只关注都市中的白领,却忽视了同样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谈到进城的农民工,我们往往关注他们欠薪问题,关注还在家里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而农民工自身的情感需求往往又被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情感问题如果持续被边缘化或者处理不好,会在城市和农村中衍生出诸如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夫妻分居造成的离婚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等等“问题链”。
自2010年开始,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联合进行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关调查也显示,在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四位主要因素中,“家庭”和“情感”已经超过“事业”和“收入”,成为决定农民工幸福感的前两位因素。
对于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情感诉求,周孝正表示,用工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给予他们休闲娱乐、休假探亲的时间和条件,工会、团组织、妇女组织要多组织农民工群体的相亲交友的活动,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及时给予心理辅导。但是周孝正同时强调,这些的前提是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如果连拖欠工资,超额加班都没解决,很难谈及精神文化保障。”
周孝正称,解决农民工婚恋尴尬的根本,还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文化,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情感满足,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取消他们融入城市的制度门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