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上工。



后寨会场上的东方红标志着此村经济的特别。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上班时间，陈厂利却可以披着外套到玻璃厂对面的村委会值班室找人聊天。

陈厂利坦言，集体是有集体的弊端，效率很低，比如一个人能干的活几个人干，加把油能干完的活却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管理层都是本村人，谁也抹不下面子说你，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全凭良心。

今年50出头的陈厂利曾是后寨村的“中层”——生产队长，多年在生产一线的管理经验让他对“集体”产生了一定认识，他说，在集体经营的模式里，关键是带头人的榜样作用和中层的以身作则。

“如果管理人员不怕得罪人，能下茬管，集体经济还是会好的，在集体中生活确实有优越感。”陈厂利说：“‘人民公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后寨村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的确确给村里人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好处，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村集体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孩子上学村上也有一定补助。给社员分到户的粮食是平价粮，每公斤比市场上要低几毛钱。而且为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男性70岁、女性65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提供120元和80元的养老金，以实现“老有所养、居有定所”的“共产主义”理想。

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后寨村革委会主任的张维祥老人认为，只要后寨村能在管理上下工夫，大家有责任心，待在集体里依然很好。

“在我们村寻找一个富人很容易，但要寻找一个穷人很难。”张维祥说：“后寨是走共同致富的路子，只要你干活，哪怕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每天就有人给你记工分，年底就能分到粮和钱，这极大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张维祥坦言，现在很多“脑子灵光”的人纷纷离开土地，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去了，大多数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下地劳动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脑子不好使”的人，这些人相对好管理，只要他们下地劳动，年终就能得到和大家一样多的回报。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而受到歧视，也没有影响到年底的分红，即使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大家都不会担心饿肚子。”张维祥说：“这正是别的村羡慕我们的理由。”

在后寨，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装饰得也很美观。据了解，户县村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但后寨村两年前的人均年收入已达4500余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一些老人习惯了绵延三四十年的“公社生活”，他们不愿分开，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

10月15日下午，一位姓韩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和人拉家常，他的身后是新盖的楼房，装饰得非常漂亮，两扇门上还镶嵌着金属材质的“门神”。他告诉记者，“公社”生活很好，不操心，没压力。

“现在挺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他的想法至少能代表这个村子的一批人。

决定前途的首要元素——经济

后寨三四十年来之所以能将“人民公社”的模式坚持下来，与这个村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

据户县余下镇包村干部刘胜利讲，后寨村“人民公社”模式是陕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

“以前，户县的东南村和宋南村都尝试过“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模式，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刘胜利说：“后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体企业就搞得不错，这种势头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原因是带头人张志武和杜玉忠数十年坚持的结果。”

据刘胜利讲，1979年前后，张志武等人就开始为发展集体经济动脑筋了，后寨先后办起了纺纱厂、窑厂、硫酸红厂、淀粉厂等，而且收益不错。那时，周围村子的年底决分人均每日分值是5角钱的时候，后寨村的分值已是他们的数倍。也就在那时，中国农村改革正热火朝天，户县也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浪，但后寨村静悄悄，尝到集体经济甜头的后寨人担心“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最终，村集体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

“虽然与当时的大气候不协调，但‘包产到户’的政策还处于摸索阶段，也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后寨的社会主义路线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刘胜利说：“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刘胜利表示，1984年前后，后寨村贷款60万元办起了第一个玻璃厂，一年以后就收回了成本。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办起了第二和第三个玻璃厂，效益都不错。后来后寨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用自己积累的1100多万元办起了电厂，但好景只有两三年，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使他们不得不停产，但相对雄厚的后寨并没受太大影响，玻璃厂效益依然很好，后寨经济坚持了暂时的繁荣。

“其实，这几年来，后寨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刘胜利说，“但在每一次的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人民公社’，因为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未来前途面临痛苦抉择

“后寨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非改不可了。”年轻的户县余下镇党委副书记刘涛直言快语：“从长远的眼光看，后寨的集体模式是要解体的，结合这个村的现状，崩溃是迟早的事，是两三年内的事。”

刘涛是两年前调到余下工作的，他的老家就在后寨附近，坦言对后寨的关注已有很多年，也曾多次调研过后寨“人民公社”的模式，大集体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等劣势特征已严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村民形成了混日子的习惯，一些建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加之处在“自治”语境下的农村，每个人的觉悟不一样，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各种意愿都要尊重，也很难平衡，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引导也是有限的。

“只有等到后寨集体经济不行了，或玻璃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后寨的方向才能明确。”刘涛说：“后寨很多人对村子命运走势是模糊的，有的人还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只有在阵痛来临后，他们才会清醒，但这是很残酷的，后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刘涛语重心长地说。

在关于后寨该向何处去的探讨中，余下镇的詹副镇长认为，后寨只有学习华西村的经营思路才能走出困局，他认为后寨也的的确确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了。

“村办企业碍于亲情人情管理松散，效率低下，农业方面‘出劳不出力’影响积极性，总之要提高产值和效率必须学习先进经验。”詹副镇长说：“后寨应该走股份制的道路，像华西村一样，确立每个人的股权，成立具有现代理念的后寨股份公司，从社会上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土地可实行流转。”

华西村在吴仁宝带领下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村在分配上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有资料表示，实际上现在华西村的经营模式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公私合作制。华西村是集体控股，占70%；村民参股，占30%，村民和集体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一分五统”，即分开的是村和企业，统一的是经济管理、干部使用、劳动力安排、福利发放和村庄建设规划。

詹副镇长说，和华西村一样，每个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改革，华西村通过一系列变革成为现代化的“天下第一村”，而后寨正站在十字路口，眼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维持现状不行吗？

刘胜利告诉记者，在后寨的发展结构中，发展集体经济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是次要的。今年的玻璃行业效益比较好，后寨企业的产值能达到4000余万元，利润应该有数百万，除去给国家上缴的利税外，村集体应该有200余万向村民年终分红，大家的日子过得依然很好，但不能保证明年后年继续好。

维持现状就意味着坐等风险的到来。

詹副镇长认为，后寨集体经济过分依赖个人，像前几十年一直是张志武和杜玉忠扛旗，现在这两人老了，也都退出村领导岗位，新上任的领导是否有老领导的魄力，是否能有老领导的威望，这都决定着后寨“公社”路线的命运。

刚刚落选的前任村书记、被有的媒体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多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电话里他告诉记者：“后寨‘人民公社’肯定坚持不下去……”

后寨，一个个性的村庄，一群倔强的人，一种另类的发展模式，在“分”还是“不分”的争议中迎来选择的阵痛……

-文 本报记者 史佳 图 记者 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