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我感觉到了中国人与外界接触的渴望 ”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邓小平的名字？

赛奇：我在来中国之前就听说过邓小平了——那个时候，只要对中国有点兴趣，都会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学校老师知道我们这些西方人对邓小平很有好感，但从来不和我们谈及这个话题。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兴冲冲地跑进我的宿舍，说：“托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肯定让你很高兴⋯⋯”

“我知道，邓小平恢复职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了BBC。”

那个时候，我听到身边的中国人都在兴奋地谈论：邓小平回来了！大家会涨工资，下乡的知青会很快返城与家人团聚，政治斗争会结束。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不允许有中国人同屋的。但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恢复职位以后，学校马上就安排一些中国人和我们一起住。他们大多数是曾经在苏联学习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人，安排和我们同屋是为了学习英语，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派去英国和澳大利亚深造。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渴望与外界接触、向世界学习的前所未有的热切心情。

中国新闻周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你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什么预期？

赛奇：我想，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直至今天，我在哈佛给学生讲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讲解内容。

即便如此，我万万没想到中国从此会发生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赛奇：事实上，当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当今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问题比农业改革或者发展特区经济都要艰深复杂得多，其次是逐步建立现代的政府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下，逐步建立一个负责任的、透明的政府。这两方面无疑是最困难的。

我想，中国新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很重视民生问题，也将农村地区的发展列入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上述问题不是几年间就可以妥善解决的，需要至少一代人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