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一面告诉我，中国总能摸着石头顺利过河；而悲观的一面也在担忧，中国的改革开放接着要面临比过去更刁钻、更复杂的问题，中国能像以前那样有惊无险地克服每一个困难吗？”

本刊记者/刘婉媛

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中国30年以来的变化，这个题目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犹如雾里看花。而当这位外表内敛的英国人拾起这个话题，言语顿时滔滔不绝，眉目间难掩兴奋。

托尼•赛奇，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这个项目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期间一手促成的，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培训了6期中国司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

与中国的渊源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伦敦大学硕士生赛奇从香港步行过罗湖桥来到了深圳。在北京，他迎头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那个与世隔绝而又惊心动魄的中国，让这位年轻人百感交集。30年过去，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而赛奇依然感慨：“这个国家永远让我感到惊奇。”

“那时，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

赛奇：我来中国时是1976年。当时，我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中国感兴趣是有原因的：那个时候，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毛泽东就是左翼运动的一个标志符，我们在游行中以他为利器，批评自己政府。可当时我总有个感觉，我们对中国肯定有很多误读。我们这些西方人，没见到过中国是什么样子，只能看到中国的一些宣传册说中国是如何的伟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妙不可言。而我自己，也读过毛泽东选集。那么，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去了解，所以就选了中国作为研究的方向。

不过，我从没想过自己真的有机会去中国，直至中英政府之间有了交换学生计划，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你上的第一课是什么？

赛奇：其实，第一印象挺美好的。我和同行的15名英国学生先飞到香港，从香港步行穿越罗湖桥来到深圳。当时的内地与香港边界，没有一点喧嚣，沿途还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么悠游自在，那么自然闲静。

直至在北京语言学院落脚，几天后我才发现，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原有的想象。当时，我几乎不懂中文，也就在来华前临时抱佛脚学了几句“你好”“厕所在哪里”之类的话，不过，我发现即使中文再好也无法和中国人沟通。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有时候我们搭乘公共汽车。你知道，公共汽车一到站，所有中国人就一哄而上。但只要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也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又嗖地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公车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总有大约5米的空位。

在语言大学呆了三个月后，我就去了南京大学，成为那里自1939年以来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学生。在南京大学，他们破天荒地让我在校足球队踢球。不过，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都不愿意和我有任何触碰，更别说是铲球、踢人之类的动作。所以，我们队当时的策略就是都把球传给我，对手看到我控球，就全跑开了。

我在南京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刚开始是学习中国当代历史，但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课本上讲的都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路线”。后来我改修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什么的，还算有点意思。

尽管如此，当时在学校、在课本上学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新意。真正让我学习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贫穷的、封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应该了解外面的世界。人们没有选择，当局对政治的控制严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三天两头就有一次政治学习。当看着人们坐在政治学习会上，百无聊赖直至打盹，我就觉得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