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我国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变成主流话语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我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我国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我国的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我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我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在政治上，我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